三、仕　途

关于王同轨的仕途，明清诸多文献记载颇有出入，现归纳如下：

《列朝诗集》《明人小传》《明诗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文献通考》皆言他“由贡生官江宁知县”，此说为当今多数学者采纳。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耳谈》一书下注：“贡士，江宁县丞。”^[24]县丞乃县令佐官，为正八品，而知县则为正七品。《明史·艺文志》《湖北诗征传略》皆未言其官知县，仅提及他曾供职于南京太仆寺：“贡士，官南太仆寺丞”^[25]、“官南太仆寺主簿”^[26]；《明诗纪事》则言他“除江宁知县，迁南太仆主簿”^[27]。

查《（乾隆）黄冈县志》“科贡”，王同轨为嘉靖三十一年（1603年）例选，时年十八岁，吴国伦有《闻行甫贤郎首选补诸生志喜二首》，中有“不缘魁里选，那得辨才贤”诸语^[28]，故其为贡生并无疑问。然而正如龚进辉在《王同轨及其〈耳谈〉、〈耳谈类增〉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康熙）江宁县志·官守表》县令一职，万历间共16人，天启间2人，其中并无王同轨；又言刊刻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的《（万历）黄冈县志》，卷首载王同轨“原任太仆寺主簿”，假如王同轨曾在此前出任知县一职，县令品帙高于太仆寺主簿，此处当署作“江宁知县”才对，由此可知，至少在万历三十六年之前王同轨并无出任江宁知县一职^[29]。而根据前面得出的王同轨生年推算，此时王同轨已七十有四，天启之后，更是耄耋老翁，出任知县几无可能。在《（乾隆）黄冈县志》中则明确记载王同轨的族弟王同鼎“由岁贡授江宁知县”^[30]，按以上所列家谱，王同鼎乃王廷瞻之子，《列朝诗集》等文献中的“知县”一说，很有可能是把王同鼎的事迹与王同轨相混，致有此误。

从王一鸣所作寿序来看，王同轨选为贡生以后，有着较久的家居阶段，大概因为当时候选生员人数众多，一时没有出贡机会。久居不售之后，还曾经四方游历，足迹所至有今北京、河北、河南、浙江、江苏等地。而在感受到仕宦无常之后，他开始把生命的重心更多放在了诗文上：“每叹人之仕宦，能为宝臣矣，宁能为石人耶？故其意俯一世无不为腐鼠者，其治诗文日益棘。”^[31]直到五十岁前，王同轨基本都没有什么出仕的经历，故许多士大夫感慨他“数奇阨于一第”“坎一第”，而上文所言的与吴国伦诗酒唱和、四方游历也正集中在这段时间。

王同轨五十岁以后，究竟何时动身由湖北前往京师，暂不可考，然据《耳谈》“严府及邯郸盗”条中载，“甲午秋，过给舍鹏初于隆福寺”^[32]，隆福寺位于明代京师，可见他此前已经到京。之后，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待官时间，即诸人所谓的“需次都门，久不奏除”，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王同轨羁旅多暇，加上京师人才济济，“四方学士大夫慕行父名，相过从缔纻缟之交者日众”，众人相聚，颇多麈谈，王同轨将听到的“可喜可愕、可劝可诫之事”随笔札记，由此形成了五卷本的《耳谈》，并于万历丁酉（1597年）付梓^[33]。胡应麟在《王行父授官上林赋柬有序》中曰：“五载缁衣遍洛尘，明光晴日拜丝纶。”^[34]可见，待官时期大约持续了五年左右。

之后，王同轨拜为上林丞，而得官的形式也是通过“捐赀”，由此可见他求仕较为心切。而所司之职不过是养鹅鸭的闲职，这从《耳谈类增》中的“鹅黄”条可以窥知：“予往所莅蕃育署，首良牧、林衡、嘉蔬，而蕃育者，育鹅鸭鸡以供光禄，所谓外光禄也，而统于上林苑。”^[35]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万历己亥（1599年）：“岁己亥秋，罢幕上林，迁银台给事殿雀。”^[36]其后拜职南京太仆寺主簿，主掌牧马之事，《李湘洲文集》中《南京太仆寺主簿厅主簿王同轨》有敕词曰：“以儒者而小试于林尉，更通进而再署为马槽，于职若闲，于任实重。”而王同轨也负责与养马相关的文书工作，如敕词中提及当时国家马匹短缺，国初与养马相关的经验掌故，“留都旧籍疑有存者，尔尚究心焉”^[37]。

王同轨在南京任职期间依然有较多的闲暇，按他自己的说法，给事银台殿雀后，“因得奉诸名公谈颇饶，大册骤满”^[38]。充足的空余时间不仅给《耳谈》内容的增加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也使作者有精力对所得的材料加以分类整理，并进行删削、增补、订误等，由此在万历庚子（1600年）秋形成了内容更加丰富、体例更加完备的《耳谈类增》一书，并在万历癸卯（1603年）由金陵书贾刊梓。此时王同轨已年近七十，此后仕途当无大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