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璿评点《韩文》四十卷
安璿（1629—1703年）[1]，字孟公，号洁园，无锡人，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画家，裴大中等人所撰《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二《文苑传》有简短小传：
安璿字孟公，广居子。好读书，工诗，所至皆有留题，多识前朝遗事。晚更研心理学，所著书十余种，亦善画。[2]
安璿之祖安希范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曾上疏为赵用贤、高攀龙辨冤，请求“乞陛下立斥应宿、才，为小人媚灶之戒；复攀龙、弘济官，以奖忠良；并严谕阁臣王锡爵，无挟私植党，仇视正人”[3]。自己以此受牵累被黜。其父安广居“高攀龙女婿也。由举人中崇祯十六年会试乙榜，应得县令，自免归。方攀龙赴止水死，家祸且不测，广居力护持之。甲申春，都城陷，恸哭乞死，及秋而卒”[4]。安璿出身于书香世宦之家，祖、父及外祖皆有风概，且本人具有较高的修养，其评点值得重视。
安璿手批韩文所用底本为明嘉靖十六年游居敬刻本《韩柳文》。此本李汉序后及书中多处钤有“安璿／之印”“苍／涵氏”阴文印章两方，卷一首页右下角自上而下有阳文“山东省／图书馆／珍藏印”、阴文“安／璿”各一方，卷三十五末及卷十末各有其跋语一则。其卷三十五跋语说：
余家藏书甚富，先大令甲申殉节，图籍散佚，即韩、柳、李、杜之诗文亦不复留。后为诸生，颇厌弃时艺，好读古，追思旧藏，不胜怅惘。遂以书厨易李、杜于宗人上有，乞韩文于从兄元鬯，买柳集于延陵市上。颇极惨淡经营之苦，亦极涵泳丹黄之乐。如得四良友，朝夕与之，上下千古，不忍倾刻离。所憾年渐老，相暱无几时，而家又先亡去读书子。百岁后愿纳棺中，以当三良之殉。设临没，料无可付此托者，当学荆溪吴孝廉问卿取黄大痴富春山图于卧榻之侧，付诸祖龙一炬矣！康熙廿年岁次辛酉清和梁溪之胶山孟公安璿识于洁园，时年五十有三。
卷十末跋语：
再阅一过，遂集其佳句，得古今体各廿首，仿佛渊明意，题曰《饮酒诗》。是后，其中惊人之语亦不可多得矣。然已废眠食之工七日，耳为声飕飕，目为色炫炫，思之甚觉无谓也。苍涵又记，康熙廿一年壬戌寒食安璿阅于晋陵学舍。
安璿经历家破国亡之苦，于兵燹之后极力搜寻韩、柳、李、杜四大家诗文，“颇极惨淡经营之苦”。评阅中又废寝忘食，以至于“耳为声飕飕，目为色炫炫”，极为痴迷，甚至意欲效仿吴问聊焚毁《富春山居图》一事，打算焚烧所苦心所得诸家文集，也算得上是因爱成痴。安璿成长于遗民气息极浓的家庭，他的这种心态应隐约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代遗民们的精神苦闷。
安璿批点韩愈诗歌有十余首，数量不多，但比较集中地指出韩诗具有清新俊逸的特点，不输于六朝名家。他评《南山诗》“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天空浮修眉，浓绿画新就”四句说：“谢朓惊人句。”再如《秋怀诗十一首》组诗，他评“白露下百草”一首说：“学堂无柳况味摹拟尽神。”评“秋气日恻恻”一诗中前二句“秋气日恻恻，秋空日凌凌”两句说：“鲍谢佳句。”评“卷卷落地叶”一诗说：“宛然一幅馆谷图，诗中有画，岂止摩诘耶？”他在《赴江陵途中》一诗后还总评说：“先生诗病在冗长，安得有如许自然可押之韵？乃恃其博学之过也。至其诗品古韵铿锵，虽出入于六朝名家颇无不可。”
安璿在评点中特别肯定了韩愈在复兴儒学过程中的重要贡献。他评《谢自然诗》时说：“亲炙飞昇，尚不肯信，况佛骨哉？观其末章有‘慨然念黄虞’之意，先生真有功于名教，与晦翁并一谥曰‘文’，为两朝眉目，宜哉！”评《重答张籍》时又说：“文公岌岌自负，为孟子之后一人，而顾亹亹于《剧秦美新》之投，若之子云，胡为哉？”北宋以降，韩愈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安璿晚年研心理学，他认为韩愈不应“若之子云”，这看似有所不满，实则正反映出韩愈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安璿还指出韩愈得立言之体，其诗文能够“入情”。他评《醉赠张秘书》一诗说：“直抒胸臆，自能入情。” 他评《送穷文》说：“《上宰相》鸣之执政而不得，《进学解》托之门徒而不畅，此又质之鬼神矣。善写悲愤，可以怨者也。”他评《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一文说：“荐人而极言其人已受知，不过代其称感。在我不费特荐之力，在彼适乐知人之明，此最善荐人者。”评《试大理评事》一文说：“高妄人耳，安有处士以官人重，且可以伪官人见欺于
妪耶？可发一笑，退老隐诮深矣。”评《燕喜亭记》一文说：“想像风景，令人神往。”评《画记》一文说：“此处文章有神。竟赠赵君，又交有道矣。”文学是语言艺术，应做到情信辞巧。韩愈在诗文创作中善于布局谋篇，精于琢词炼字，于安璿的批点中亦可见出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