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关于中国古代契约文书和法制史的研究

余欣曾在《胡天汉月——海外中国古代契约研究史略》一文中系统梳理了20世纪海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契约文书的研究成果，并制作了《海外中国契约研究论著编年目录》，非常便于参考[3]。其中已经涵盖了日本学者中田薰、仁井田陞、玉井是博、那波利贞、池田温、山田信夫、堀敏一、今堀诚二、高桥芳郎、寺田浩明等，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童丕（Eric Trombert），美国学者韩森（Velire Hansen）等关于中国古代契约的研究，可以分为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等不同的研究面向。这些论著主要是针对吐鲁番、敦煌出土契约文书的研究，时间上多集中于唐宋时期，契约种类上多集中于借贷、租佃、买卖等，这些论著既可以为中国古代契约研究提供方法和角度的参考与借鉴，又可以为元代契约的断代研究中进行比较提供基础，以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契约史的发展脉络。

海外关于元代契约文书的研究，主要是对元代非汉文契约文书的识读、转写、翻译与研究，其中涉及新疆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契约文书和黑水城出土蒙古文契约文书两个方面。

回鹘文是我国维吾尔族早在唐末、两宋和元朝时期广泛使用过的一种民族古文字，回鹘文文书主要发现于新疆吐鲁番等地。据李经纬介绍，目前收藏于世界各地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有400余件，经国内外有关专家研究刊布的文书在200件左右，其中契约文书占很大比重[4]。回鹘文文书是一个相对独立且较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国外学者在其刊布和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多。V·克拉克、李经纬、刘戈等都曾撰文对回鹘文世俗文书的发现、收藏、刊布与研究情况进行介绍，可资参考。俄国的拉德洛夫、马洛夫、伯恩斯坦，德国的米勒、勒柯克，法国的哈密顿，日本的羽田亨、护雅夫、山田信夫等在回鹘文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V·克拉克即在其博士论文《13—14世纪东突厥斯坦回鹘世俗文书概况》第二章中，对他们在回鹘文契约文书识读、转写、翻译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工作予以介绍和评价，同时也对利用契约文书进行史学研究而产生的一些学术著作进行了评述，该博士论文的第二章已由田卫疆、胡锦洲等译成中文发表[5]。克拉克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一百多件文书重新进行了刊布，并重点研究了回鹘文文书的断代问题。1975年以后回鹘文文书研究方面的进展，如克拉克、山田信夫、梅村坦、茨默、吐古舍娃等人的成果在上述李经纬《概述》、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研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6]中得到了评介。二人都着重评述了山田信夫对回鹘文契约文书进行的转写、翻译和研究工作，介绍了山田著、小田寿典等人整理出版的《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7]，该书共三卷，卷一汇集了山田信夫的18篇回鹘文研究论文；卷二为121件文书的转写、日德两种语言的译文；卷三是120件文书的照片或图版。

对黑水城出土蒙古文契约文书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现的文书中有17件蒙文文献，现藏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F.W.柯立夫最早注意到这批蒙古文文书，并对其中一件蒙文借贷契约进行深入研究[8]。其后，G·卡拉第一次对其中的16件文书以及克洛特可夫收集品中的一件西域文书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包括每件文书的文物特征、原文转写、译文及评注，并附图版，其中大部分文书为首次刊布[9]。该文由敖特根译为中文，与英文原著一同出版[10]。其中G106、G109号文书为借贷契约，G120（克洛特可夫收集品）正面为蒙文文书，涉及一件土地争讼，李盖提和克拉克曾对其进行过研究。其二是1983～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与阿拉善盟联合进行考古发掘所获非汉文文书（西夏文文书除外），经内蒙古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签署协议，由中日双方多位学者（齐木德道尔吉、乔吉、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吉田顺一、井上治、永井匠、船田善之、梅村坦等）联合进行释读，2006年在日本发表了研究成果报告书，2008年公开出版[11]。该书第一部分为86件蒙古文文书释读，其体例包括拉丁文转写、中文和日文的注释、译文及解说，其中含有15件蒙古文契约文书。第二至六部分分别为16件回鹘文、5件藏文、1件西夏文及梵文、16件阿拉伯文、11件叙利亚文文书的释读，但只有日文释读，文书类型不详。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还应当注意参考日本关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12]和四卷本《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分别有很多章节考察了中国历代的土地、奴婢及家畜的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分家书、遗书等各类契约文书[13]。后者虽然将整个中国历史作为考察范围，但是，限于当时的文书资料发现状况，其中仅对元代契约略有涉及[14]，这也恰为本课题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其后，滋贺秀三以及寺田浩明等关于中国明清时期诉讼制度、民事法秩序的研究更多地具有法文化研究、法社会学研究的倾向；明清史学者岸本美绪对日本学界的学术方法、问题意识做了学术史梳理[15]，这些对于本课题的研究应当具有方法论上的参考价值（详见后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明清史、法制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逐渐被译介到国内[16]，但对于笔者来说，还需要消化吸收，参与学术对话在目前尚难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