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典质、典雇亲属现象以及政府的对策
在元代史籍和官府公牍中，屡见百姓因无力应付繁重的赋役而不得不典卖妻子儿女的记载，尤其是某些特殊户计，包括站户、军户等。如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诸王只必铁木儿奏：“永昌路驿百二十户，疲于供给，质妻孥以应役。”[25]至元十六年（1279）六月，“临洮、巩昌、通安等十驿岁饥，供役繁重，有质卖子女以供役者”[26]。至大四年（1311），河西陇西道廉访司指出，“本道按治河西地面，按连边陲，人烟雕零，站户数少，又系色目之家应当，所立站赤地面窵远，比之中原霄壤不同，使臣频并，马疋倒死，必须督责补买，及供给一切诸物，因而逼临破家荡业，无可展免，致将亲属男女于权豪势要富实之家典买驱使，不能完聚。”[27]由于站户要自备首思和马匹应当站役，元政府泛滥给役、使臣频繁，站户负担沉重，不得不典卖田宅甚至妻子儿女，以致消乏逃亡。军户出军时，除冬夏衣装和口粮由政府支给外，马匹、军器及其他生活费用甚至往来路费，都需军户自备，其情况比之站户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德五年（1301）七月枢密院曾奏称探马赤军“如今这几年频出征，其间里军人每气力消乏了呵，把人口、媳妇、孩儿每典卖了”[28]；大德七年（1303）又有上疏称“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橐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鬻田产，甚则卖妻子”[29]。此类记载频见于史籍和官府公牍，自不必枚举。
在发生灾荒疾疫时，典卖妻儿的现象就更为普遍。以下仅略举见于《元史》者。至元二十五年（1288）夏四月，“杭、苏、湖、秀四州复大水，民鬻妻女易食”[30]；大德元年（1297）六月，汴梁、南阳大旱，民鬻子女[31]；至大元年（1308）九月，中书省臣言：“……江浙饥荒之余，疫疠大作，死者相枕籍。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有不忍闻。”[32]
将亲生子女卖为他人养子女或妻妾、典雇为他人妻妾的，在法律上其实并未作为违法人口买卖行为加以制裁，实践中多成为收养和婚姻关系的一部分；将子女卖为奴婢、驱口、娼妓的，及将妻妾受财出卖或典雇给人作妻妾的，在法律上则被明令禁止[33]。但是，此类禁令只是徒具空文而已。各种形式的亲属买卖有违亲情伦理，多是贫民不得已之举，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正如元杂剧中穷秀才周荣祖的想法，饥寒交迫之中将子女卖与他人，“倒也强似冻饿死了”，“卖与个有儿女的是孩儿命衰，卖与个无子嗣的是孩儿大采”[34]。
因此，在民间社会实践中，这种两和买卖亲属的行为经常发生。元廷除局部性、临时性地对陷于生存危机的贫民采取一些救济措施之外，一般是以“给亲园聚、价不追还”或者“官为收赎”的原则进行政策性干预。
对于因赋役繁重不得已典卖妻子儿女者，元廷一般采取“给亲园聚、价不追还”的处置原则。较早的个案记载如至元七年（1270）济南路王瘦厮卖子一案的处理[35]。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在至大改元诏中宣布：蒙古探马赤军、各翼汉军管军官“举放本管军人钱物，诏书到日，尽行倚免。典（买）［卖］亲属，悉听圆聚，价不追还”[36]；各地站赤消乏，“管站头目因而典买本管站户亲属，并听完聚，价不追还”[37]。该诏书所涉范围较小，仅及于管军官、管站头目典卖本管军户、站户亲属的情形。至大四年（1311），尚书省又令“所有权豪（权）［势］要人家典买站户儿女为驱”，一律“给亲完聚，免征元价”[38]。延祐七年（1320）十一月至治改元诏中又规定，到云南、四川、福建、广海任职的内地官员病故后抛下家属，若因“无力出还，穷困远方”以至典卖亲属人口者，“并听完聚，价不追还，永为定式”，并由官府给驿送还原籍；“腹里百姓因值灾伤典卖儿女，听依元价收赎”[39]。后世编纂的《元史·刑法志》也载：“诸有司治赋敛急，致贫民鬻男女为输者，追还所鬻男女，而正有司罪，价勿偿。”[40]买主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人口买卖契约关系中，均处于强势地位，不追还买卖价款是对买主的一种惩罚、遏制；而卖方则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断令亲属团聚是对弱势方的保护和救济。
“官为收赎”则是由国家承担了对弱势群体的救济责任。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因永昌路站户疲于供给，“质妻孥以应役”，世祖诏赐钞赎还之[41]。至元十八年（1281）六月，谦州织工“贫甚，以粟给之，其所鬻妻子官与赎还”；八月，开元等路六驿饥，其鬻妻子者官为赎之[42]。至元二十一年（1284）卢世荣奏准“江淮民失业贫困、鬻妻子以自给者，所在官为收赎，使为良民”[43]。至元二十二年（1285），江淮百姓因缺食典卖子女者，世祖令官府收赎完聚[44]；“桓州饥民鬻子女以为食”，铁哥“奏以官帑赎之”[45]。至大元年（1308）北方饥民有鬻子者，命有司为赎之[46]。至治二年（1322）十一月，“站户贫乏鬻卖妻子者，官赎还之”[47]。通过以上罗列可见，“官为收赎”只是临时性、地域性的救济举措，针对站役负担沉重的站户而采取的措施更多一些。
国家更为重视的是收赎养济被典卖的蒙古子女。尽管蒙古族是元朝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但是也存在两极分化现象，甚至有一部分人沦为奴婢[48]。只不过，蒙元政权对本民族的贫苦劳动者经常予以救济，避免使其沦为其他民族的奴婢，有损民族尊严。元世祖得知有蒙古族男女被贩卖到“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遂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六月初一日发布圣旨予以禁止，否则贩卖者治罪[49]。延祐四年（1317）七月，“比闻蒙古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于民家为婢仆，其命有司赎之还各部。”[50]延祐年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拜住奏请设立宗仁卫，“命县官赎置卫中，以遂生养”[51]。延祐七年（1320）十一月至治改元诏中令“回回、汉人、南人典买蒙古子女为驱者，诏书到日，分付所在官司应付口粮，收养听候，具数开申中书省定夺”[52]；至治元年（1321）冬十月又敕“蒙古子女鬻为回回、汉人奴者，官收养之”[53]。有一件黑水城出土文书反映了亦集乃路拘收被乞养过房、典卖蒙古子女的具体实施情况[54]。到至治三年（1323）正月，宗仁卫所收蒙古子女就已达一万户[55]。可见，收赎蒙古子女的政令贯彻比较好。
蒙元政权对民间买卖亲属的现象进行干预，或由国家出资赎回，或以国家强制力规定“给亲园聚，价不追还”，但这种强制干预的效果如何恐怕很难说。“官为收赎”遇到的阻力相对要小，但除收赎蒙古子女之外，其他则未见统计、核实、资金来源等执行细则。至于“给亲园聚、价不追还”的诏令，由于购买者俱系官豪势要、富家大户，必定抵制其执行，而被典卖者及其亲属处于弱势地位，其能否依据国家的强令而恢复自由、家人团聚，则不得而知了[56]。刑部规定，掠卖良人之犯罪行为人若遇大赦得以免罪，仍应将被卖之人“着落追征，给亲完聚”，但其贯彻执行肯定会有很多困难。
综上可见，元政府对民间人口买卖现象的控制，着眼点主要有三：其一，维护社会秩序，打击强掠拐卖良人的犯罪行为；其二，两和买卖人口者，禁治的重点在于卖良为驱，以控制国家编户齐民，维持赋役来源，至于买卖良人为妻妾、养子女，则往往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实践中又或成为买卖良人为驱口的幌子；其三，维护人伦道德和基本的父子夫妻伦理秩序。而民间社会或者为利所诱，或者为生存所迫，对国家的法令制度多有对抗、规避和利用，甚至无所顾忌、无暇顾及。从时间来看，元代针对人口买卖的立法和治理主要集中在元世祖至元中后期、元成宗大德年间、元仁宗延祐年间及英宗至治年间。考其原因，盖因这几个时期是元代主要的治平、安定时期，关心民间疾苦才成为皇帝、各级官府的善政之一。若在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之时，也就无暇于此了。
尽管政府发布了相关的法令，也局部性、临时性地针对非法人口典卖采取了一些救济性措施，但其效果微乎其微，问题一直严重存在。元人郑介夫曾论曰：“今鬻子休妻，视同犬豕，贱卖贵买，略无恻忍。虽有抑良买休之条例，而转卖者则易其名曰‘过房’，实为驱口；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实为价钱。”[57]元政府发布的禁令，确如郑介夫所论，乃“朝廷虚视其禁，而明开其门”，不可能起到社会控制的效果。显然，在我们今天看来，掠卖人口的犯罪行为确实需要国家进行惩治，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至于卖妻鬻子的情形，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只靠政府的禁令和干预是难以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