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契制度在元代的确立
在西周、秦汉时期“任依私契”阶段之后，国家逐步对契约关系实行规范和管理，经东晋至两宋时期的发展，针对买卖契约的税契制度逐步得以确立。税契制度源于东晋的估税制度，“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曰散估。”[2]但此时的估税制度还仅是单纯的交易税。宋代正式建立了较为规范的税契制度，“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加盖官印后的契约即为“红契”或称“赤契”，是合法的产权证书。宋代的契税税率从2％到6％，南宋时又增至10％，不断上升[3]；北方的金朝则征收3％的商税。
蒙古灭金后，即于丙申年（窝阔台八年，1236年）建立了各种赋税制度，规定商税三十取一[4]，包括对田宅、人口、畜产等立契交易者征税。至元七年（1270）明确规定，民间买卖奴婢、田宅、畜产等交易，“并合立契收税，违者从匿税科断”[5]；至元十年（1273）八月的规定则更为具体：“今后凡买卖人口、头疋、房产一切物货，须要牙保人等，与卖主、买主明白书写籍贯、住坐去处，仍召知识卖主或正牙保人等保管，画完押字，许令成交，然后赴务投税。仍令所在税务，亦仰验契完备，收税明白附历，出榜遍行禁治相应。”[6]上述法令强调立契后的纳税义务，并未提及使用契本[7]。据《元史》记载，至元七年（1270）五月，因上都地理遥远，商旅往来不易，免征商税，但“市易庄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费”[8]。当时上都虽对庄宅、奴婢、孳畜买卖免征正税，但仍需到官府印契、购买契本，可见当时契本是普遍使用的。元代官府公文中引述了一个圣旨条画，其发布时间不清楚，对契本的使用有明确规定：“契钞官给契本，如诸人典卖田宅、人口、头疋、舟船、物业应立契据者，验立契上实直价钱，依例收办正税。外，将本用印关防，每本宝钞一钱。无契本者，便同偷税究治。”[9]官府收税后，要向纳税人颁发契本，加盖印章，粘连在文契之后，作为纳税凭证，但纳税人要另行交纳契本费，每本收中统宝钞1钱，至元二十二年（1285）改为每本收宝钞3钱[10]，至大三年（1310）又增至至元钞3钱[11]，相当于中统钞一两五钱，契本费已是最初的15倍。至治元年（1321）二月，中书省又着重针对税契的期限和契本的使用规定：“今后凡典卖田宅、人口、头疋等物，应立契成交，限十日内，赴务投税。验契本上实直价钱收办正税外，随用省部契本印押讫，分付本主，每本收至元钞三百文，明附赤历结课。如是违限不行赴务投税，虽限内到务，别无省部契本，许诸人首告，或因事发露到官，买主同匿税法，断没元契，并不为用，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12]除重申使用契本之外，明确限定在立契成交后10日内赴务投税，以期加强契税和契本费的征收，增加财政收入。
关于契税的税率问题，陈高华先生研究指出，典卖土地纳税被看做商税的一部分，标准为三十取一。据文献记载及相关案例，元代契税税率确以“以三十分取税一分”[13]为通行制度，如两浙运司芦沥场灶户张浩用工本钱2370余锭佃买到官民田荡，到新城务纳税钱79锭，税率即为1/30[14]。但是，蒙元初期税制可能尚不稳定或者较为混乱，如至元四年（1267），高二先典后买陈县丞房屋，先典价650两应税一十四两四钱四分；后税买契时，“贴根契价”（即典价与绝卖价的差额，也就是已典就卖时的实付价）市银900两，“合该税钱二十两”，执行的税率为1/45，即2.22％[15]。
另据文献记载，元代契税的征收范围，包括田宅的买卖与典质、人口头匹车船交易，以及上述大宗物品的交换[16]，均应立契收税，此外，“站马依例税契，不须出纳税钱”[17]，购买站马税契时免征税款；婚姻聘礼中，“若将布绢等物依价准折财钱，合行投税”[18]，作财钱准到的房院文契也应纳税[19]。其他如兑佃官田、房屋租赁、借丝还绢等不需纳税。
然而，税契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其一，交易匿税问题。民间交易中，立契成交后往往并不赴务投税，政府力图遏制的匿税行为是一直存在且较为严重的，这一点可从官府公文和遗存至今的契约文书中得到证明。《元典章》记载，吴秋来将田土卖给唐政，后又转卖王冯孙、韩二十，连易三主，都是违法成交，“不给公据推收”[20]，可以想见，也未曾税契。除此之外，《元典章》《至正条格》还载有不少偷漏税的案例。需要立契买卖的田宅、人口、头匹、舟船等，一般交易数额颇大，“于内价值千有余定者有之，以三十分取税一分，一契约取四五十定。其余田产、宅院、人口、马疋价直，（日）［百］十定者有之，五七十定之上者有之，三二十定者有之，至微者牛畜之类不下七八定”[21]，税额也不小，民间往往倾向于逃避税收，只行白契。白契问题是中国古代实行税契制度以后，历代都存在的严重问题，官府屡禁不止，传世契约文书中白契占很大比例。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按照国家法的规定，以白契交易是违法的，但在民间土地交易中，作为交易和产权的凭证，白契的效力却同样能够得到交易双方的认同，从而成为维系民间自发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二，侵占税款造成的“走透官课”问题。一方面是税务官员作弊，不用契本，“盗税文契，欺隐课程”，如真定路税务提领八合兀丁[22]。至元二十二年（1285），福建监察部门即提出，各务税契“多不用上司元降契本，止（办）［粘］务官契尾，更有连数契作一契押者，其弊多端”。福建行省也只得重申：“今后应有交关文契赴务投税，须要依例粘连契本，方许印押。如有似前违犯，体察得实，定将务官人等痛行究治施行。”[23]另一方面，“权豪势要牙行拦头巡税之徒”往往结揽文契，向交易人收取税钱，却不纳官，或与务官作弊分使官钱。皇庆元年（1312），户部官员指出：“……税课不能尽实到官。盖因官豪势要、庄宅牙行拦头人等，将买卖田宅、人口、头疋（匹）之家说合成交，写讫文契，两相要讫牙钱，又行收取税课。……买置之家畏惧税司刁蹬，多被权豪势要、牙行拦头、巡税之徒结揽文契，多收税钱，并不纳官。若是务官觉察取问，止以价钱未完为由推调。直至年终，务官将与交界，乘此之际，掯除务官。少者强索印契，多者不论价值，或以一契至元钞一钱、二钱纳官，亦有通同作弊，不附赤历，就于契尾用印，因而分使官钱。又有因为务官不从己意，即赍邻境税务往来，互相走税。其别界务官，意为有益于己，又临任满，比之前项一二钱纳税者，又行半价收税。纵有用契本者，百无一二。似此弊病，不可尽述，一则去失契本价钱，二则失透官课。”[24]鉴于上述情况，中书省接受该官员的建议，规定：“今后须要各处提调正官钦依累奉圣旨条画，选委见任廉干人员尽心关防，明示买主，随即赴务投税，依例扣算合该契本税钱，划时结附赤历。仍严禁权豪势要、牙行拦头、巡税之徒，毋致似前结揽。如无契本，买主依例追断，结揽牙行拦头人等比匿税例加等追断。务官通同、及税非本境成交文契者，依例断罪黜降。提调正官有失关防，纵令亲戚宅司人等入务，但是乞要钱务者，即同枉法论罪。”[25]力求税课“尽实到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