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卖人口犯罪及其法律惩治

受蒙古游牧征服遗风和军前掳掠人口的影响，再加之元代社会和政局较为动荡不安，元代掠买人口的犯罪比较猖狂。据时人记载，“间岁京师编民男女之未年者，因事而出，多为奸民所攘匿。或女胁为婢，子压为奴，不然，则载之遐徼殊域，若辽海、若朔漠，易羊马牛驼以规赢入，幸而败者常少，不幸而转市互鬻，使其父子、昆弟、妻女死生不闻者，比比有焉。”[17]京师尚且如此，偏远之地更不必说了。佟锁住，原籍江西泰和，7岁时“与群儿戏里中，为过骑掠之而北，凡渡水三，逾岭不知其几”，被卖给兴和一个卖酒的刘姓盲人，数月后又被转卖至漠北牧区。新主人叫他察罕，给他一件皮衣，命他去20里之外的牧地牧羊。跟他一起放牧的十几人“皆中国良家子，为奸民所贩至此”[18]。可见，元代掠卖人口的现象可能较唐宋时期更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蒙古军军前掳掠人口这一因素的影响。正如孔齐《至正直记》记载，至元年间溧阳有一奸民曾为北兵掠去，后来回归故里，却“每掠买良人子女投北，转卖为奴婢”[19]。

因苦于江南“营利之徒以人为货，公然贩鬻，因而强掠良人，及指以乞养过房夹带货卖，奸伪非一”，元廷在至元三十年（1293）曾予禁止，规定：“今后南北往来贩人客旅并行禁止，仰经过官司、关津去处盘问是实，犯人断八十七下，强略者以强盗例科断，人归本家，和诱者各断一百七下。”[20]至大德八年（1304），进一步制定了关于禁止掠卖良人的较为全面、细致的刑事法律，具引如下：

今后诸掠诱良人为奴婢者，略卖一个人断一百七下、流远，二人已上处死。为自己妻妾子孙者断一百七下、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断罪。若略而未卖者减一等。和诱者又各减一等。又和同相卖为奴婢者，各断一百七下。又掠诱奴婢货卖为奴婢者，各减掠诱良人罪一等。将这奴婢人每为妻妾子孙者，断七十七下、徒一年半。知情娶买及窝藏受钱者，各递减犯人罪一等。又假以过房乞养为名，因而货卖为奴婢者，断九十七下。引领牙保知情，减二等。价钱没官，人给（园）[圆]聚。如无元买契书、官司公据，务司辄行税契者，决四十七下。有司不应给据辄便给据者，依务司一体断罪；及承告不即追捕者，决四十七下。关津渡口当该的官人每，知而受财纵放者，减犯人罪三等，除名不叙。失检察者，笞二十七下。这般勾当如能告获者，掠人每人给赏中统钞三定，和诱每人赏中统钞两定，于犯人名下追征，若无财者于知情安主、牙保人处追征，应捕人减半给赏。其事未发自首告者，与免其罪。若同伴有能悔过自首，捉获徒党者，免罪，仍减半给赏。本人再犯及因掠伤人者，虽曾首告来呵，不免他的罪过[21]。

这一条文规定了针对各种非法诱掠、买卖人口的行为以及有关国家官员的刑罚，是至元三十年（1293）圣旨的实施细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随着上述立法的陆续出台，元廷也确曾在一定程度上对掠卖人口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惩治。大德七年（1303）冬曾破获吴马儿等“将百姓每的媳妇孩儿掠将去，那个城子里卖做奴婢”一案，经审理并上奏皇帝，“（名）[合]正典刑的正典刑了，合杖断一百七下、流远的流远了的，合配役的交配役了来”[22]。延祐二年（1315），女子孙赵奴告常德路榷茶同提举王哈丹帖木儿将其诱略为驱使唤，虽因赦免罪，但最终断令王哈丹帖木儿“除名不叙”，孙赵奴“给亲完聚”[23]。前述被转卖到漠北的佟锁住逃回兴和以后，到官府告发将其转卖的兴和刘姓盲人，而最初将其从江西泰和略卖到兴和者，已不知所在而无法加以惩处了。

但是，民间“有一等安停人家、揽载船户，相为奸谋，夤夜行船，装载人口，透越关渡，顺江而去”，地方官府或者不严行巡查，或者捉到以后“贪图赂贿私下脱放”，元廷遂于大德十年（1306）进一步规定，各府州司县每月派正官一员“不妨本职提调，及令巡尉官司人等常切于关津体察巡捉”，月终将提调官、巡尉官职名及破获起数逐级上报，“如提领官、巡尉人员不为用心巡提禁治，致令前路官司盘捉到官”，则对该提调官、巡尉人员追究责任，并记载于其任满解由[24]，通过加重地方官员责任来加强打击和治理。但此类案件事实上仍主要是“待告而禁”，如上述孙赵奴案、佟锁住案，至于吴马儿掠卖妇女儿童是如何案发的，则无法确知。虽有相关法律规定，但在当时总体社会政治法律环境下，官府对掠卖人口犯罪行为的惩治效果不可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