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典契的形式

由于典契与卖契的内容、格式大体相同，在前引《典买田地契式》中只有个别词句的替换，如“卖”与“典”、“买主”与“典主”，较重要的区别是，卖契声明“仰本主一任前去给佃管业，永为己物，去后子孙更无执占收赎之理”，土地所有权完全转移，不得取赎；而典契则曰“约限三冬，备元钞取赎，如未有钞取赎，依元管佃”，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暂时转移，约限期满后即可以原价赎回。但民间的实际典卖活动中所立契约经常省略有关内容，非常简单，如徽州（治今安徽歙县）郑氏出典土地时所立契约为：

十六都郑升甫与兄震甫，共有桑地一段，坐落本都三保土名樵谭本家住前园，原系迩字号，经理系大字四百六十三号上地一亩二角四十八步。东至大路，西至屋前篱堑横过为界，南至坑，北至倪云卿田。其地三分中升甫合得一分。今为无钱用度，奉父亲传翁指令，情原将前项四至内合得桑地尽数立契出典与十五都郑廷芳名下为主，面议典去中统价钞五十七贯文。

致和元年八月十五日

父传翁　　郑升甫

代书人　　王舜民[193]

契中仅指出“典与”“典价”，可与卖契相区别，因而很容易被无赖不法之徒篡改文契。而且，为了逃避纳税，民间交易中常有“买主、卖主通行捏合，不肯依例写契，止以借钱为名，却将房院质压”[194]，朦胧立契，往往争讼到官，甚至有不立契的，更易引起纠纷。河间路吴桥县（今河北吴桥县）曾有这样一起案件：“邑民郭以地质钱于邢，徙家他所，数十年而后归，其地直增百倍，郭赍钱以赎，邢辄冒昧曰：‘吾已买之，何以赎为？’讼于□（官？），久不得直。”[195]看来是没有立契。南京路（治今河南开封市）焦汉臣与张阿刘的房产交易中，所立契约，焦汉臣称是买契，张阿刘则说原是典契，故而争讼到官[196]。

宋代司法官员在判词中说：“在法，典田宅者，皆为合同契，钱、业主各取其一。此天下所通行，常人所共晓。”[197]也就是说，宋代田宅典卖契约是使用合同契（即复本契）的，钱主、业主各执其一，无论立法还是民间实践中都是如此。蒙元初期，首先于至元七年要求典质田宅必须“依例令亲邻、牙保人等立契画字成交”，并赴务投税，不得再朦胧写立文契[198]。至于契约是采用单本契还是复本契，似无明确规定，任依民间自行其事，实际交易中似多使用单契。大德十年（1306），河南道廉访司上报指出：“近年告争典质田产，买嘱牙见人等，通同将元典文据改作买契，昏赖。亲邻、牙见证说争差，致使词讼壅滞。”有鉴于此，中书省批准礼部所拟，明确立法：“今后典质交易，除依例给据外，须要写立合同文契二纸，各各画字，赴务投税。典主收执正契，业主收执合同，虽年深，凭契收赎。”[199]田宅买卖是所有权的完全转移，交易后买主享有全部产权，与卖主不再相关，故买卖契约只立一纸，作为产权证明，由买主收执。但典质田宅“既是活业”，所有权部分权能转移，业主与典主对该产业都享有一定权利，所以理应写立合同文契，分别收执，这样就可大大避免由典主单方面执契，“或年深迷失，改作卖契，或昏昧条段间座，多致争讼”[200]的弊端。因此，大德十年（1306）以后合同契成为元代田宅典卖契约的法定形式。

笔者目前收集到6件元代汉文典地契，徽州、鸽子洞和黑水城各2件。其中，徽州的2件和鸽子洞1件是完整的，其他3件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从这些契约文书来看，仍然是单契形式，民间流传的典买田地契式、典买房屋契式也是单契形式。由此可见，关于契约形式的国家法令，对民间交易实践所起的规范作用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