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典雇关系及其相关文书
典雇之风宋代即已盛行，元人也屡谓“典雇男女系亡宋旧弊”[90]，“江淮之民典雇男女，习以成俗”[91]，“吴越之风，典妻雇子成俗久矣，前代未尝禁止”[92]。元代的江南，典雇之风仍然盛行，政府公文中屡称：“南方愚民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人，数年如同夫妇”[93]，“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为夫妇，或为婢妾，往往又有所出，三年五年限满之日，虽曰还于本主，或典主贪爱妇之姿色，再舍钱财，或妇人恋慕主之丰足、弃嫌夫主，久则相恋，其势不得不然也，轻则添财再典，甚则指以逃亡，或有情不能相舍，因而杀伤人命者有之。”[94]元人孔齐谓浙西薄俗，“以女质于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其俗之弊，以为不若是则众诮之曰‘无人要者’，盖多质则得物多也，苏杭尤盛”[95]。如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市）吴震雇到蒋梅英为妾[96]，婺州路（治今浙江金华市）唐证典雇葛氏并生一子唐祯，后正妻身故，葛氏又掌管了家私[97]。
上述资料中的“典雇”和“质”是以一定的对价约定年限出让人身权，限满则放还，无需回赎，典雇不同于典卖之处正在于此。
典雇也有不约定年限的，一般用于父母将未嫁女子典雇给他人为妻妾，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亚型婚姻形式，在日用类书中甚至有专门的书式：
雇女子书式
厶乡厶里姓 厶
右某有亲生女名几姐，今已年高，未曾嫁事，诚恐耽误前程，遂与妻阿氏商议，情愿托得某人为媒，将本女不立年限，雇与厶里厶人为妾，即日交到礼物于后
金钗一对 采段一合
已上共折中统钞若干贯文，交领足讫，更无别领。所雇本女几姐，的系闺女，未曾许事他人，即目凭媒雇与厶人为妾，是某甘心情愿，于条无碍。如有此色，且媒人并自知当，不涉雇主之事。或女子几姐在宅，向后恐有一切不虞，并是天之命也，且某更无他说。今恐无凭，立此为用。谨书
年 月 日 父 姓 某 号 书
母 阿 氏 号
媒人姓 某 号[98]
这种关系又被称为“典嫁”，如元人所谓“又有亲生男女，诡名典嫁，其实货卖”[99]。此种婚姻形式，可能由于贫寒人家之女入富豪人家做妾，不能采取传统明媒正娶的婚姻礼仪，又不愿采用“买、卖”的说法，就采用这种不立年限典雇的办法，其实与卖无异，讲好过门之后“一切不虞，并是天之命也，且某更无他说”，一切福祸听天由命，不追究典主的责任。
在人口的典与雇之间，区别是明显的。首先，典为人身之典。现代民法上，“典”属于物权的一种，典权关系中被典之“人”成为物权的客体；而“雇”则为劳动力之雇，以一定钱物交换某种劳动或服务，属于债权关系，被雇之人是雇佣关系的主体，他可以自由解除雇佣关系，因而纯粹的雇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元代的雇佣契约文书称为“雇身”[100]，其实也正体现出，无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双方的观念上，雇主与出雇人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身份隶属关系。其次，典权关系中承典人支付的是典价，出典人需向典权人支付原典价才能赎回出典的人口（或财产），否则典权仍然存在；而雇佣关系中雇主支付的是一定期间的雇价或曰雇金，雇佣关系结束后双方两不相欠，出雇方无需回赎。
那么，“典雇”的性质应如何界定？如何看待“典雇”与“典卖”“雇佣”之间的关系和区别？笔者以为，首先，典雇之“典”，突出了其人身依附性。典雇较之雇佣，具有更强的人身依附属性，或者说，其身份权被分割转让的程度重于雇佣关系，而仅次于买卖和典卖。其次，典雇之“雇”，体现了其不需回赎的特性。对价为雇价而非典价，则不需回赎，“年满而归”，也就是说，被典雇方不需归还典雇主支付的价款即可于限满时结束典雇关系。因此，笔者推测，宋元时期的“典雇”，大约因其既有“典”的人身依附性特征，又有“雇”的不需回赎的特征，故而“典”“雇”连称，名曰“典雇”。其在关于人口的交易形式链条中，身份权被转让和分割的程度居于“卖”（包括买卖、典卖）与“雇”之间。
从史料来看，元政府对典雇行为的控制与买卖、典卖是基本一致的，即禁止良人人身之典与买卖，试图将其转换为婚姻家庭关系或者劳动力之雇佣关系。
《元史·刑法志》的记载反映了元代在这一问题上的立法取向：“诸以女子典雇於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夫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101]由于元代没有完善而统一的法典，《刑法志》系明初史臣根据相关记载整理而成，无法准确反映元代相关立法的发展过程，故可以结合元代政书来加以考察。
元人主要是从“伤风败俗”[102]的角度来对典雇进行抨击并主张禁止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广东道宣慰司同知吕恕上书建议：“典雇男女，系亡宋旧弊，伤风败俗，即非良法。若将江南应系典雇男女，如年限已满，即便放还，如年限未满，元雇价钱不须回付，仍禁约今后毋得将亲生男女典雇。如贫窘之家急用钱物，无处折挫，依腹里例，止许立定周岁每岁月文字，觅货工依（吏）[使]唤[103]，年限满日，即便放还。”[104]获得中书省批准。至元二十九年（1292）浙东海右道廉访司官员提出：
盖闻夫妇乃人之大伦，故妻在有齐体之称，夫亡无再醮之礼。中原至贫之民，虽遇大饥，宁与妻子同弃于沟壑，安得典卖于他人？江淮混一十有五年，薄俗尚且仍旧，有所不忍闻者。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为夫妇，或为婢妾，往往又有所出。三年五年，限满之日，虽曰还于本主，或典主贪爱妇之姿色，再舍钱财，或妇人恋慕主之丰足，弃嫌夫主，久则相恋，其势不得不然也。轻则添财再典，甚则指以逃亡，或有情不能相舍，因而杀伤人命者有之。即目官法，如有受钱令妻与人通奸者，其罪不轻。南方愚民，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人数年，如同夫妇，岂不重于一时令妻犯法之罪？有夫之妇，拟合禁治不许典雇。若夫妇一同雇身不相离者，听[105]。
从夫妇伦理和社会秩序的角度立论，主张禁止典雇有夫妇人为妻妾，至于“夫妇一同雇身不相离者”，只是受雇为他人提供劳动服务，因而并不禁止。这一建议经御史台上报中书省，被批准执行。
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有监察御史指出，北方诸色目人等因仕宦、商贾、军人应役而久居江淮迤南地面，经常利用当地的典雇习俗，“聊与价钱，诱致收养，才到迤北，定是货卖作驱”，他认为，“江淮之民典雇男女，习以成俗，止就南方自相典雇，终作良人，权令彼中贫民从本俗法可也”，但建议北方诸色目人等，“虽有文凭，俱宜禁绝”，从而缩小典雇的范围，一定程度上避免其被利用以买卖人口，获得御史台批准[106]。这是出于避免“转良为贱”将导致“迷失门户，耽误差役”而作出的决策，但其实效恐怕难以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