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范围

契约关系，在理论上以及现代社会，既包括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包括以国家为一方主体的契约关系，但以前者为主。在元代，国家也作为一方主体参与买卖、雇佣、租佃、租赁等以契约关系为基本属性的经济关系，形成和买、和籴米粮、中卖（站船、站马、宝货）[146]、和雇、官田租佃、官房租赁、官钱规运等经济关系，就是以国家为一方主体，以民众为另一方主体的。虽然元政府是在平等、自愿理念的基础上来设计相关制度的，也曾经试图将其规范为平等基础上以公平、自愿为原则的契约关系，但事实上，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思想文化传统下，国家参与的这些经济关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总是带有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掺杂了很多国家强制摊派、贵族官吏徇私舞弊等因素。尽管如此，此类经济关系在某些方面似乎也具有一定的契约关系特征，而且这一趋势和政府理念较之以前也是一种进步，对其从契约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显然，它与民间契约关系具有实质性的区别，需要单独进行研究。

因此，在本书的论述中，暂不包括上述国家作为一方主体参与的经济关系，而集中笔墨考察元代的民间契约关系。传统民间契约关系的主体以户及其代表人为主，有时也包括个人，而元代的学校、寺院、道观，以团体作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现代法律所谓“法人”，在本书论述的涵指中，它们所参与的契约关系包含于民间契约关系的范畴之内。

正如上文所述，在现代法的理念上，契约的基本内涵是契约当事人基于法律地位的平等，自由地根据真实意志，对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安排所达成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协议的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但中国传统社会中，口头允诺并即时清结的交易（如市场上的一般小商品买卖），在人们的观念中并不被视为“契约”；国家以强制性法律规范为其设定基本的交易秩序（如禁止私自贩卖盐酒茶等国家禁榷商品、禁止买卖武器，也曾禁止买卖金银；禁止强买强卖、禁止把持市场物价等；合法的小商品买卖应按国家规定纳商税等）[147]，对于交易双方在这一强行法秩序框架内的自由协商和履行（主要是价格与交付），一般无需国家法、习惯法和惯例的干预。从契约关系的角度讲，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瞬间的存在，进行法律分析和研究的意义不突出，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将其排除在外，而以书面形式缔结的契约关系为主要研究范围。在元代，国家法律规定采用书面契约的主要是田宅的绝卖与活卖，借贷，驱口（或奴婢）、马牛、车船等的买卖，雇赁运输、婚姻等，民间习惯采用书面形式立契的还有土地租佃、房屋租赁，析产、过房与立嗣、合伙、雇佣、卖子、典雇、典嫁等。至于换地、划界、分业等土地关系的处理、委托保管、赠与，甚至纠纷处理等，当事人之间也不乏协商立约者。本书择其要者重点论述，而兼及其他。

此外，在地域范围上，限于资料和语言条件，本课题的研究以江南和中原汉地为主，对于周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包括中亚畏兀儿地区）则较少涉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出土了大量汉文契约文书，因而将元代的亦集乃路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