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关系中的强迫缔约现象

从本质上来看，借贷双方必然要在双方自由、合意的基础上缔结契约，包括自由决定是否就缔约相对人的选择、借贷的品种、金额或数量、利息、归还日期、履约担保等内容达成合意。赤贫之民因生活所需、应付差税迫不得已去借贷，缔约与否常别无选择，因而具有经济强制因素，但在形式上无违缔约自由原则。其他情形的借贷，如下层读书人为进京应试而借贷典质，纨绔子弟为其奢侈生活而借贷，官员为部民垫付差税、在京求仕、远途赴任等原因而借贷，以及商人为筹集经营资本而借贷，就更多地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缔约自由。

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超经济强制因素，导致借贷关系中出现强迫缔约现象，尤以军中情况更为突出。元代的军户出军时，除口粮和冬夏衣装外，马匹、兵器、其他日常生活开支，甚至军户原籍到军人征戍地之间的往来路费，都需军户自备，天历二年（1329）时一匹马市价约中统钞18锭左右[8]，而被派往和林戍守的军人，其路费有达80锭者[9]，可见其负担之沉重。汉军军户虽以签发中户为原则，实际上则是有很多下户被签为军户，常是倾家产以给军需，甚至不得不鬻田产、卖妻子以应役，军人当役时其经济之困顿可想而知。管军官就乘军人缺少盘费时，“不许于诸人处借贷，须于己家取债”，侵犯军人的缔约选择权，以便自己获取高额利息，“不百日、半年，而出利过倍”[10]。当役军人在军中的开支及返程路费，应由军人在原籍的家属和同户当军的贴军户共同负担，称为“封樁钱”（也作“封装”），即盘缠、盘费。在需要向戍卒原籍的家属和贴军户取发封樁钱时，管军官则“迁延不以时取，而以己钱贷之，征其倍息”[11]，故意拖延阻滞，造成军人的经济困难，迫使其借取钱债。军官子弟也对军人家属百端骚扰、非理驱使，又“以出放钱债为名，令军使用，不出三、四月，便要本利相停，一岁之间，获利数倍”，而军户畏避管军官权势，“思忖出征军人命悬于管军人员”，不敢告官陈诉[12]。另一方面，在借贷契约关系中，管军官恃势违例取息、翻倒文契、虚钱实契勒令归还等违法行为，也是军中的常见现象，后文将予详述。

军官多有迫使、强令军人军户借取钱债，违法放贷取息的现象，而民间借贷关系与军中情况则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为管民官“恃势强借，就托上户领钱营运以求利”，或者“指借为名，不立保见，又不依数归还”[13]，官吏为掩人耳目，假托为借贷契约中的债务人，实为倚势强借甚至勒索民财，如元贞元年（1295）常德路武陵县李县丞借石应庚中统钞10锭、皇庆元年（1312）益阳州达鲁花赤西京撒里指借为名勒要部民王震伯至元钞200贯，不肯归还等案[14]。

可见，强权之下没有自由，迫于政治上的权势，契约关系中的合意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破坏。另一方面，作为不掌握政治强权的一般富民，他并不能凭借其经济强势地位强制他人订立契约。常州路富民史氏觊觎小民的田产，遂欲“强委钱贷之，觊子本相侔，而有其田”，但“民不肯受”，富民也无可奈何，于是“因治田与之哄殴，伤其七人”，暴力伤人，终被绳之以法[15]。元人朱德润的《富家邻》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富室要买邻人的宅院，其要约未被接受，心生怨恶，于是令人造谣生事破坏邻人的谋生之路，使其陷于饥寒交迫、无法应付官府差役的经济困境之中。此时，“富家自喜奸谋遂，密使里人相假贷，年深本利逐时登，低价准房犹不迨”[16]，只得暗中通过卑鄙阴险的手段去实现他的目的。虽然这也是一种强迫，但毕竟，契约关系主体在意志上不受强迫，他只是迫于情势而已，从而曲折地反映了契约关系在本质上应当具有的自由、合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