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自述[1]
郑天挺
我原名郑庆姓，字毅生，福建长乐人，一八九九年八月九日（农历七月初四）生于北京。
父亲郑叔忱是清末科举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后在翰林院任职，光绪二十年（1894）做过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庚子（1900）以后又到奉天（沈阳）做过一年多的学政。后以丁忧回到北京，在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做过很短时期的教务提调（教务长），于一九〇五年病死，那时他才四十二岁，我只有六岁。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直接印象，我只在亲戚谈话中和他遗留下来的藏书中，知道他是一个留心新政和爱好文史的封建教育官吏。
母亲叫陆嘉坤，是广西临桂人，一八九六年和我父亲结婚。她亦通经史，热心于教书。父亲死后未留下什么产业，由于家庭生活，她应傅增湘之聘，到天津担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那时女子还没有到社会上工作的风气，许多亲友不赞成她去，她没有接受这种保守意见，孤儿寡母毅然相携来津。不到一年，她也因患白喉病死了。那时她三十七岁，我只有七岁。接着，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和一个弟弟又先后病死，家中只剩下我和一个比我小五岁的弟弟——郑庆珏（字少丹）。由于我们兄弟二人年龄太小，于是在亲友的帮助下，寄养在姨母家中。
我的姨父母也早死，家中有两位表兄：张耀曾和张辉曾。是时张耀曾正在日本留学，所以我寄居张家时，由张辉曾教我读书。他是搞程朱理学的，律己责人都很严，我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很大。
一九〇七年，我年八岁，在北京入闽学堂上学。这是福建同乡在北京设立的。那时候各省旅京同乡大都设有学堂，不是仅培养本省子弟，外省人也可入学。我入的是初小，只一年，因班上只有五个人，于是将这一班停办，介绍我到江苏学堂去读书。那时的学堂是春季始业。一九〇八年，我在这个学校也读了一年。
一九〇九年，闽学堂成立高小，我又回到该校读书。读了两年，到一九一〇年冬，同乡会因经费不足停办了这个学堂，于是又离开。
清朝末年设立的学堂，还是以读经为主，不过读的方式与私塾不同了。我在小学的几年，主要读物还是《书经》、《诗经》等，另加上修身、作文、算术、史地，都很浅。在这时期的同学中，与我较熟的有杨健（壮飞）、庄绍祖、周一鹤等人。杨是广东香山人[2]。当时由于葡萄牙侵占澳门，许多香山人都印了不少图片，反对这一侵略行径。杨也把这些图片拿来给我们看。庄是福建惠安人，他的亲友中有许多华侨，传来了不少反满的言论。这两件事在我的幼小心灵中，印象很深，虽然那时还不了解什么是革命。
一九一一年，我十二岁，考入顺天高等学堂的中学一年级。同班人很多，都比我年长，同年的只有几位。所学课程很深。记得修身一课读的是节本《明儒学案》，完全不懂。英文、数学程度亦高。当时自己又不用功，喜踢球，所以跟不上班。到了秋天，武昌起义，学校停办，就不读了。这一年中，使我印象深的就是练兵操。因为当时列强要瓜分中国的话盛行、所以高班同学发动课外军事练习，称为兵操。我参加了操练，但背不动枪（不是教育枪），只是随队走走。
武昌起义和推翻清朝这一巨大变化，对我家没有什么影响而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因为家中这时没有在清朝做官的人，我寄居的张家也是如此。张耀曾这时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编辑《云南》杂志，接受了反满思想。他经常往家中寄回一些刊物，多是号召推翻清朝的革命书籍。所以我当时年纪虽小，但却非常高兴。今天还能记得当时剪掉发辫的快活。当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我也曾高兴得手舞足蹈。
一九一二年夏，我和弟弟单独赁房过活。那年夏天，我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即师大附中前身），直至一九一六年离开。这四年中，学校督促不严，家中也没人教管，自己又喜玩球不读书，以故成绩不好，一九一五年曾留级一年。经过这一教训，我才折节读书，但所读又不全依学校规定，而是喜欢读父亲遗在家中的文史书籍。
一九一六年暑假前，杨健从南开中学回京，劝我一同到北京大学补习，准备报考北大预科。考后，他被录取，我仍须在补习班，很不乐意。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金价低落，我同周一鹤曾幻想到德国留学（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但是我们哪有这个力量，因此念了两个月的德文就算了。
在这四年中学生活中，以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款事件对我刺激最大，印象最深。这时全国掀起反日高潮，抵制日货。到处将岳飞写的“还我河山”以及从岳飞所写《出师表》中集出来的“勿忘四年五月七日之事”（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那一天）的传单印刷分送，我家的墙上也贴了好几张。同时也不再购买日货。那年我有一次和张耀曾到玉泉山去玩，他在塔上题诗，也是骂袁的。
在中学的同学，熟悉的有王鸿翮（翼如）、姚鋆、何秉坤（后名墨，字秋江）。这几个人都非常喜欢中国书画、刻印和古董，我受他们的影响，也喜爱了起来。
一九一六年夏，我十七岁。既没考上大学，也没再念中学，只在家自学了一年。这一年可以说是闭门专读中国史籍，不论经史杂书，每天开始一卷卷地读。开始读时没有什么系统，也没有师承，仅是把家中父亲所藏的书胡乱瞎看。后来自己逐步摸索出一条捷径，给我后来学习文史创造了条件，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也奠定了后来学习的趋向。
这一年我受同学的影响，有了新的转变，开始喜欢谈论时事了。因为杨健有一个朋友陈复光，是清华的学生，这年和我熟起来，他喜欢谈论欧战的情况和一些当时风云一时的人物，当然也孕藏着崇拜英雄的思想。我受他的影响，引起看报的兴趣。和杨、陈每次见面，都要就国内外的大事胡乱谈起来，有时直至深夜。
一九一七年夏，我因为理科太差，报考北大预科没有录取。这年我考上了中国公学大学部（即中国大学），也实在不想上。恰值这时北大第二次招生，我就用郑天挺的名字报考大学本科国文门。当时招考还不限年龄、资格，也不要证书。尤其这次考试不考理科功课，所以被录取了。事后追想，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自己许多基础知识学得不够，在后来学习上造成一些困难，而且也局限了自己的成就。
北大录取后，很快就入学。同班三十二人，年龄参差不齐，有的三十多岁，和我同样年龄的约占一半，最小的只有十七岁（罗庸）。这些同学各有所长，大多有“不可一世”之慨。我自知根底差，只有加倍努力，迎头赶上去。所以这时我除学习本系课程外，还要旁听其它方面知识，并须每天读史书。每天除上课外，天天跑图书馆，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连报纸都很少看了。即或偶尔一看，也是把它当成历史故事看。
一九一八年，我十九岁，这时北大的同学很活跃，有三种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国民》，《国故》。但我们班的同学却仍然各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记得有一人给《国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学们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认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识，颇不以为然。我很受这种思想影响，后来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而亦就很少写文章。班上的其它同学，也大多如此。
在北大同学中，这时较熟的有郑奠、罗庸、张煦、罗常培（长我一班）等人，他们都是异常用功的，给我鼓励很大。此外还有邓康（中夏）、许宝驹、杨亮功、萧禀原、王友颙、许本裕（惇士）、彭仲铎等。
从这年起，我又在贵州老学者姚华先生家听他讲文章，讲金石文字。同听讲的有俞士镇、王翼如、罗承侨（惠伯）、汪谦（受益）、周一鹤等十几人，每周末晚间一次。
这年冬天，我的监护人梁济先生死了。我外祖母姓梁，梁济是我的表舅，我母亲临终前曾委托他照顾我们，他有两个儿子，即梁凯溟及梁漱溟，是我的表兄。
一九一九年，我二十岁，仍在北大学习。这年五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我也走出了书斋，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我曾代表北大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系了一次，并走向街头，作了一些宣传活动。到了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残杀中国人民，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威胁。当时福州的学生曾愤怒地举行示威游行，北京的福建学生也起来响应，组织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抗议日本的暴行。我当时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到街头讲演，宣传不买日货，并为学生联合会募捐筹款，举办游艺会等。当时会中还出版《闽潮周刊》，我曾用“攫日”笔名写文章，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会中还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多次请过愿。
“五四”运动及福建学生运动（即“闽案”）时，和我常在一起的有郭梦良（弼藩）、徐其湘（六几）、朱谦之、郑振铎、黄英（庐隐）、许地山、龚启鋈（礼贤）、张忠稼（哲农）、刘庆平、高兴伟等人。大家都是福建人，其中郑振铎还是我的本家侄子，以后过从亦多。
一九二〇年春天，福建学生运动仍在进行。这时有十几个福建学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S.R.（Social Reformation）学会，意即社会改革。除了朱谦之、许地山外，前面说的那些人都参加了。另外还有女高师几个人，记得北大有郭梦良、徐其湘和我，师大（当时称高师）有张哲农、龚礼贤、刘庆平，女高师有黄庐隐、王世瑛、高奇如、何彤，清华有王世圻，师大附中有高仕圻，铁路学校有郑振铎，汇文中学有林昶，共十四人。这个会并没有公开。大家原想共同学习些社会改革的新思潮和新东西，但因为很快即到暑假，大多数人都毕业四散了，无形中就瓦解了。这个会没有组织形式，没有负责人，仅是各人按姓名笔画用英文字母排列个次序。朱谦之也是北大的福建同学，颇有才气，看书也多，他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谈社会改革问题，所以没有加入。郭梦良后来与黄庐隐结婚，在上海法政大学任过教务长，一九二五年即病死[3]。
这年暑假大学临毕业前，同班邓康（中夏）曾来信，鼓励我研究社会主义，我曾复信表示同意。但当时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五花八门，我认识也很模糊。在复信中我批评一些假社会主义者，如罗家伦等人，我说：“罗还动手打拉洋车夫，这算什么社会主义！”我当时只看见了贫富的悬殊，同情贫者，但并没有研究社义主义走上革命的路。
一九二〇年夏，我在北大毕业。我父亲一个老朋友张元奇在北洋政府经济调查局任职，叫我去当编辑科科员。不到一个月，这个局就解散了。后来我的表姐夫柴春霖在北京办了一个《中国民报》，拉我去帮忙，我去了几个星期。这时陈嘉庚托邓萃英筹备厦门大学，龚启鋈将我介绍给邓去教书。因为学校年后才能开学，我在京准备功课。这年秋，我在北京西南郊买了坟地葬了父母。我父母死了已十几年，始终未下葬。按照当时传说，人死要归葬原籍。我这时才自己决定葬在北京，当然还是有人很不赞成。
一九二一年阴历正月，我离北京南下到厦门。这是我第一次到南方，第一次看到长江，又第一次航海，一切给我以新印象，思想上也有些变化。我的住地面临大海，到处是来往的帆船，汽船都很少。记得当时只陈嘉庚先生是坐汽船。
这时厦大还在集美，尚未招生。我到校后就帮助招生和其它筹备工作，并布置图书室，整理图书。四月初，学校开学，记得是在演武厅举行的厦大奠基典礼。当时还搭了一个牌楼，是我写的横书和对联。横书是：“南国启运”四字，对联已记不起来了。上课后，我教国文课。这时在厦大的同事有何公敢、郑贞文、朱章宝、周予同、刘树杞等人，常在一起的是周和刘。这时的同学，我仅记得有刘思帜等，是年六月，更换校长。暑假时，一部分教师表示辞职离校，我也表示下学期不再来。但是别人已联系好工作，大多去商务印书馆了，而我没有。这件事对我教训很深刻。
回京后，我曾到《京话日报》帮作编辑，这个报是个通俗性小报，为彭翼仲所办。彭是梁凯溟的岳父，是年正死，由梁续办。他找我帮忙参加，同时参加的还有邓康。我去了一个月。
这年秋天，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后改文科研究所）成立，我和张煦、罗庸都入所作研究生。我的研究题目是中国文字音义起源考，由钱玄同先生指导。当时研究所很自由，不必常来，也可以在外工作，在校也只是看书而已。每隔一段时间，研究生和导师集会一次，大家见见面，谈谈。当时陈垣先生也是导师之一。一次在龙树院（一座名刹，在宣外南大洼，介于窑台和陶然亭之间）集会上，陈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这几句话当时对我影响最深。陈老大我十九岁，我每称他先生时，他总是逊谢，表现出一位受人尊敬而又谦虚的学者风度。
我在作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这无论对国家、对我个人都是一件大事情，从而奠定了我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
明清档案原存故宫内阁大库，清末因大库失修渗漏，屡经迁移。民国初年，教育部设立历史博物馆于国子监，将大库迁出而未送还的档案交其保藏。一九一六年历史博物馆移至午门，此项档案也移于此处。一九二一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将这批档案之完整者保存一部，其余约八千麻袋全部卖给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代价四千元。纸店打算将这些档案送到定兴县纸坊重造粗纸。此事为罗振玉所知，于一九二二年二月，用一万二千元将它买回。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知道历史博物馆还保留一部份，因此于是年五月呈请当时的政府，命历史博物馆将这些没有卖掉的档案拨给北京大学，交研究所国学门同史学系组织委员会代为整理。五月下旬得到允许，几经交涉，七月这批档案才由历史博物馆陆续移运到校，共计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我于这年七月下旬参加了这一有意义的工作。当时曾把这件事特别记录下来，现抄录如下：
1922年7月26日（壬戌年六月初三）星期三
上午至北京大学整理档案也。
民国成立，前清内阁档案移至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近复移至大学整理。大学因设专员司之，余与其列。今日余整者雍正题本，即奏折也。有可记者数事：
一、题本皆白折无格。前汉文（多小楷或宋体字）后满文。本至内阁，摘由粘于后，而后进呈。皇上则朱批或蓝墨批于首。
二、朱批诸字字体整齐，近赵孟頫，亦有甚劣者。
三、满洲诸臣题本皆称臣（如刑部尚书德明等），与旧闻概称奴才者不同。
四、京中各部均方印，总兵亦方印，而巡抚反长方印。
更有一事最有趣者：今日见一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云南提督蔡成贵，奏贺雍正即位表中云：“近奉到即位恩诏”云云。按雍正在位止十三年，此表到日恐帝崩久矣。但不知贺表何竟迟至是时方发，而即位诏何至是而至也。
我参加这项工作历时不长，就为别的事情所代替。
我于一九二一年秋天和周俽（稚眉）结婚，添了家庭负担，这时的生活更加困难，因为必须找到兼职工作，以补家用之不足。正好这时张耀曾作法权讨论会会长，于是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让我去当他的秘书。
法权讨论会是当时政府筹备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的机构，会中曾保存了大批中外文献及一些外交档案。当时主要工作在翻译中国法典为英法文。我外文不行，只好编写汉文资料。我从阅读这些文献中，增加了许多知识，扩大了视野。我特别注意到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于是乃以该会名义撰写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于一九二三年八月正式出版。这部书是我编撰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书中开首，先就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领事裁判权的侵略行径加以揭露，认为外国对此问题的著述，大多为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进行辩解，没有涉及到实质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除表明系“强者（帝国主义）蔑视弱者（殖民地国家）一语而外，殆更无重大之根据也。”此外，该书又就帝国主义在华领事裁判权之沿革、内容及中国撤废领事裁判权之经过，作了一些论述。书中指出，领事裁判权明确确定而立于条约中，系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条约第十三款，但语意尚较为含混。随后又与英、法、意等国订约，则领事裁判权制度已于此时明确确立，这时“我国已全失其治理外人之权”。书中第五章还列举种种事实，揭露领事裁判权侵害中国主权，紊乱中国之治安秩序，轻视中国人民权利，妨害经济及一切文明事业之发达，等等，主张领事裁判权必须撤废。该书出版后，曾获得当时一些法学家的好评，刘师舜并曾撰文称道过此书。但事实上，该书在论述上仍有很多不足。我在会中张耀曾还让我编写《中国司法小史》，初稿已成，后因我南下工作，该会亦取消，遂作罢。
当时法权讨论会的薪水很少，不足以养家，只好到各校兼课。一九二二年，经郑奠先生介绍我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教书，同时还在北京法政大学、市立一中、春明公学、私立华北大学、励群学院兼课。当时课兼得很杂，主要是因为生活负担加重，只好如此。到一九二四年夏，我到北大作讲师，有了固定收入，这种到处兼课的情况才减少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福建发生政变，驱逐了北洋军阀的督军，由广东军政府的北伐军进入福建。当时张哲农任福州第一中学校校长，找几位北京的福建人去帮忙。十一月底，我和郭梦良、朱谦之一起回福建。这是我第一次回到家乡，见到了伯母、婶母和堂兄等人。我们住在第一中学（旧凤池书院），但没有上课。不久北伐军退回广东讨伐陈炯明，政变失败，我也就离闽回京。在闽仅呆了一个月。
一九二六年春，那时北洋政府财政异常混乱，特别是教育经费更加困难，经常欠薪，每月经费不过发一成馀。高等学校经常罢课，表示抗议。这时北洋政府有人提议把教育经费是否独立核算，另作计划。于是当时的教育部曾一度成立一专门机构，名教育特税公署，进行管理，由马叙伦先生主持。马先生是我在北大时的老师，当时任教育部次长。他找到了我班同学许宝驹，许又把我介绍给他，成了他的部下。但这个机构，仅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一个骗局，只存在了一个月，昙花一现就完了。我们曾拟定了几个计划书，完全成了一堆废纸。
这年三月，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师大，全校师生大愤，进行抵制。当时鲁迅先生和许寿裳等人曾另觅定校址为学生上课。我这时仍在女师大兼课，曾参加了讲课，并抗议解聘。这年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卫队一手制造了对广大学生的血腥屠杀，即“三一八”惨案。当时北大学生死三人，其中两个是我的学生，女师大所死二人，也是我的学生。女师大刘和珍同学，家极贫穷，上有母，下有弟，一衰一幼，颇值同情。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参加了全校师生为死难学生召开的追悼会，会上师生均异常愤慨，对执政府制造流血事件表示抗议。会后，我曾给郑介石（奠）写信，发动一些教师对死难家属募捐。当时许多人都表示支持此议。记得当时郑介石、张怡荪、李仲侃等均各助十元，我也捐了二十元。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仍在北大教书，并在法权讨论会工作。当时北洋政府欠薪更为严重，有时仅能拿到月薪的十分之一二，家中生活也异常困难。是年五月，马叙伦先生任浙江民政厅长，许宝驹来电约我去杭州。六月底，学校课程结束后，我即由海道经大连南下。七月初到杭州，和罗常培、章廷谦（川岛）同住一起。马先生初发表我为科长，因我晚到，且没有实际行政经验，到厅之后改任秘书。八月，马先生辞职，令我代拆代行，负责移交。是月底我也辞职。许多朋友劝我不辞，留在杭州，但九月我仍从海道回到北京。这时北洋军阀合并了北京的几个大学，北大旧人多数离校，我也没有再回去教书。法权会也于此时改组，机构撤消，我失业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表兄梁漱溟在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任职，邀我去广州协助他工作。我也感到在北方甚烦闷，想去南方工作。这时罗庸约我再赴杭州，那边几位老同学也敦促前往。我们遂于三月中南下，下旬到达杭州，这时蒋梦麟任浙江大学校长，他让我暑假后到浙大任秘书。在假期前的几个月，又把我推荐到浙江禁烟局当秘书，以为过渡。蒋梦麟原是我北大的老师，此前并无深交，主要还是通过马裕藻先生及北大几位老同学的介绍。但是，在杭州并无适当的工作好做，于是于是年五月到了广州。是时梁漱溟任建设委员会常委，我任秘书。
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本极无聊，事情也不多，每天或草文件，或任会议记录，开起会来大多议而不决，全系空谈。加以当时官场各种关系异常复杂，而我亦不精于此道，所以决心早日离去。幸好当时罗常培、丁山等均任教于中大，得以每日谈论学问，由于他们的鼓励，我才开始写作。不久，朱谦之亦来广州，有时一起辩论问题几至通宵达旦。记得有一次我和朱曾就中国史料问题展开辩论。他认为：中国史料无一可信；我则认为：在未发现新史料之前，只能勉强用之。他又认为，旧史以本纪为纲，视皇帝过重；我说，这是古人无法编排年代之故。他还认为，甲骨文字可为史料；我则认为，其材料虽然丰富，但时代尚难断定。当时两人观点均相持不下，及今思之，还是满有趣的，但也表现出某种幼稚。
在广州，我们还经常去看望黄侃先生。他是我在北大时的老师，当时任广东教育厅长。
我在广州先后三个多月。梁漱溟所以从政的意思在于推行乡村自治。但因当时派系复杂，梁的计划未获通过。就在这时，蒋梦麟屡电给我，约去浙江大学，我遂于八月中乘船转道上海复至杭州。
我到浙大时，蒋梦麟已到南京作教育部长，浙大校务由秘书长刘大白负责。这时我作浙大秘书，同时还在该校文理学院任讲师，并在浙江省立高中及浙江自治专修学校兼课。一九三〇年二月，蒋梦麟和刘大白（当时任教育部次长）因为要在是年三月召开全国教育会议，要我去帮忙，我就到了当时的教育部任秘书。主管审核公文。
这几年我在南方工作，家眷仍居北京，只春节回家探望一次，感到极不方便。是年夏，我决定回北京工作，已接受了北大的聘书，但走不脱。这时，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也约我去到历史系教书，我也无法去。直到十一月，蒋梦麟到北大做校长，我遂于十二月也回到北大。
我到北大仍然不能摆脱行政事务，蒋梦麟让我在校长室当秘书。同时，我还在预科担任国文课，一直延续了几年。
北大当时除校长及三院（文、理、法）院长外，还设有秘书长（总务）及课业长（教务）。一九三三年暑假，秘书长王烈（地质系教授兼）辞职，由蒋梦麟自兼。到了是年十月，由于不应有的过失，学校浴室倒塌，不幸压死同学一人，重伤二人，引起了学潮。蒋梦麟大惧，急忙物色专职秘书长，以便应付。开始时他属意法学院长周炳琳，周不就，反推荐由我继任。蒋又徵求了刘树杞、胡适、马裕藻、刘半农等人的意见，就这样决定了。当时我明知困难很多：例如一上任首先碰到的是为同学开追悼会的问题，颇感棘手。其次还有许多人事上的困难：因为论资历，自己不是留学生；论关系还有许多人与蒋的关系更密；何况还有一些校方负责人愿意担任此职。我还是愿意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但担任秘书长可以取得副教授头衔，再加上许多人的鼓励，我就同意了。从此，我就担任北大的秘书长，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五月为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我一直在中文系任教，当时每天行政事务冗杂，占去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只好利用晚上从事备课和进行科研工作。我这时为同学开设过古地理学及校勘学等课程。曾编辑古地理学的讲义，由北大出版社印刷。为了准备校勘学的课程实习，我只能利用晚上的零碎时间，每天校勘《世说新语》数页。与此同时，我还利用校勘的方法，写出了《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及《张穆〈㐆斋集〉稿本》等论文。“杭文”系通过杭、赵有关三国志的两书进行校勘比证，证明赵书所征引的文献，多于杭书七、八倍，而雷同者则少，从而证明赵一清是清中叶一位“捃摭益富，考订綦详”的学者，而不是“攘美窃名之流”的文抄公。“张文”则利用稿本中的三类文字，加以校勘比较，证明稿本中有何秋涛、何绍基二人的批注，后之刻本与此稿本多有不同，有依“二何”之意见改正者，亦有“付刻时亦未能尽从”者。
一九三六年，因为历史系蒙文通教授离校，我又到历史系兼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但我的志向和兴趣还在清史。我出生于清末，又在北京长大，从一些亲友中耳闻目睹了许多清人掌故，一直到我工作后，许多北洋政府的官职称呼还受清代的影响。例如我初到法权讨论会时，我的名义不叫助理秘书，而叫“秘书上办事”。因此我非常想研究清朝历史。恰在这时，范文澜主持北平女子文法学院，他和李季谷约我去该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于是我又开始对清史进行研究，我觉得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他是满洲入关后的实际统治者，也是清朝统一中国的奠基人，于是我先后写出了《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等几篇论文。从此为我致力于清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在这一期间还有一事可提，就是参加了一九三三年春天北平市各界市民为李大钊同志的安葬仪式。李大钊同志也是我在北大的老师，蒋梦麟等人也都和他同事。送殡的那天，蒋和我以及许多教授都去了。我们都看到了地下党以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名义送给李大钊同志的那块碑，碑的正上方还刻有斧头镰刀。当时蒋梦麟等人感到，如果不把这块碑妥善处理，必然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干预，反而会给李大钊同志的安葬仪式造成麻烦，于是决定把这块碑埋在地下了。
一九三七年春节，别人都愉快地过节，而我家却出现了不幸，我的妻子周俽因难产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她是江苏泰州人，我六岁时父母已给我们订了婚，但相隔太远，从未见面。一九二〇年我大学毕业后，她家多次催促结婚，于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我们在北京结了婚。婚后她对我关怀备至，我们两人一直感情极好，从未吵过嘴。我自幼丧失父母，缺少天伦之乐，成家后，添人进口，经济虽时有拮据，但却感到了家庭的欢乐。她长我两岁，逝世时也不及四十岁。家中遗下了五个儿女，长女不过十三岁，幼子年仅三岁，因此她的去世，给我精神上极大的打击，我痛苦万分，但亦无处倾诉，有一个时期，我甚至经常念经，以悼死者，藉以消除心中的烦闷。在此之后，有人也曾多次劝我续娶，但我见到一些友人重建家庭后带来的矛盾和不安，我私自下定决心，一定要以学业为重，决不以家事干扰自己的事业。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未再产生结婚的念头。
一九三七年夏，我任中文系教授。
是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这时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人全不在北平。此后不久，学校其它负责人亦纷纷南下，于是北大的事情全由我来负责。那时北京各大学负责人每天都在北大开会，研究如何对付新的情况，北大几位老教授如孟森、马裕藻等人，天天来一起商议对策。当时北平在日寇包围下，情势极危，而留校的学生都是经济极困难的。一位姓刘的同学和我商议，在校中学生款内每人发给二十元使之离校。所以到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时，北大校内已无学生。但是蒋梦麟等人离北京后久无来信，对学校如何处理，大家都不知道，只得临时对付。八月某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了抗日宣传品，他们问是谁的办公室？我说是我的。他们似乎不大信。因为当时各处的负责人，早已逃散一空。这月月底华北汉奸维持会派人接收北大，从此我就不再到校，而有事同人还来找我。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北大的善后如何安排，没有正式通知，在私人信中和从清华得来的消息，才知道学校决定迁往长沙，改为临时大学。于是大家想走，又无路费，同时我还需要把一些遗留的事全部妥善处理完毕。这时胡适忽然从九江来信给我和罗常培、魏建功等人，劝我们留在北京读书。大家有些犹豫，但是我感到这么大的学校，同人的生活实在无从设法维持。十月，学校派教务长樊际昌北上接各教授南下。而他又停在天津不敢到北京，又未带经费。同人十分怀疑，谣言很多，怕我也溜走，置同人经济困窘情形于不顾。我于是托心理系教授陈雪屏代表到天津和樊（二人同在一系）会晤，催长沙迅速汇款。十月底款到，分送同人，陆续南下。十一月十七日，我离开了五个幼儿，只身和罗常培、魏建功等同车赴津，次日又有几人走，就是北大的最后一批了。临走前，我两次到协和医院看望了史学系孟心史（森）先生，他当时已患癌症，生命垂危，但他见到我，尚以病榻日记相示。日记中无时不以国事为念，并以诗讽刺郑孝胥。临别时尚执手殷殷，潸然泪下，我往日所作清史论文，颇得先生奖饰，已感不安。今见先生如此，我亦深受感动，为之动容。我还到辅仁大学向陈垣先生辞行，他在校长室接见我，并亲自将我送出很远，依依惜别。
我到天津住六国饭店，这里是南下的交通站。当天下午钱稻荪从北京赶来，劝我不要走，说一走北大就要垮，要为北大设想。我正词拒绝，并辩论了很久。过了几天，我们搭湖北轮南下，同行的有罗常培、罗庸、魏建功、邱椿、陈雪屏、赵廼搏、周作仁、王烈等人。经过青岛，我们本想由胶济线转陇海到平汉路，及至下船访问山东大学，方知胶济线已断，只好乘船一直到香港上岸。到香港，因粤汉路敌机轰炸，于是又坐船到梧州，取道贵县、柳州转桂林，由公路入湘。十二月十四日好容易经衡阳到了长沙，才知道南京沦陷，学校又准备迁移。
当时长沙临时大学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借湖南圣经学院上课。圣经学院校舍极为宽大，每逢饭后可在庭园中散步五圈，每圈五百步。
我在长沙时，已改任历史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当时长沙已遭轰炸，学校乃决定迁往昆明。在长沙时，我行政事不多，得以安心读书授课。但蒋梦麟仍然不时促我兼管行政，我都尽力设法避开。二月中，学校师生决定迁滇，我乃与周炳琳、赵廼搏、章廷谦、张佛泉、周作仁、劳干等人，于十五日出发，经衡阳、桂林、龙州，出镇南关到越南谅山、河内，然后乘滇越路于三月一日到达昆明。
到昆明后，学校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因昆明校舍尚未建造，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清华派了王明之，南开派了杨石先，北大派了我。筹备完竣，我就留在蒙自，专在史学系教课。同时在蒙自还有北大办事处，也由我负责。当时西南联大已决定文法学院暂设在蒙自，理工学院设在昆明。
我们大队师生来到蒙自，轰动了整个县城，该地商人遂乘机提价。原来在长沙时，学生包饭每月仅五元五角，且午餐晚餐可三荤二素。及至蒙自，商人却将学生包伙提至每月九元，教师包伙每月十二元。而是时云南本地各局之三等办事员，月薪不过十二元（滇币一百二十元），教职员一月之伙食费已与该地职员一月收入相等，这不仅增加师生负担，也觉得愧对当地父老。
我在蒙自分校半年，除了讲授隋唐五代史外，还注意到对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我曾注意南诏史，曾拟草南诏疆域方面的论文，未能实现。后来又注意到西藏的问题，先后写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一组文章。在蒙自时，史学系师生还召开过几次会议，纪念孟森先生，我曾写《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发表在北大历史系主办的《治史杂志》第二期中，以对已故著名明清史学家孟老的缅怀。
是年九月，蒙自分校的师生又迁回昆明。这时西南联合大学已正式成立。学校没有校长，由三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任常委，采取常委共同负责制。但张伯苓一直留在重庆，蒋梦麟亦不常在校，对一些事也不大管；学校一般事情多由梅贻琦处理，是没有名义的常务校长。
一九三九年五月底，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主持。他非拉我作副所长，协助工作。我觉得自己无论在学业、年龄及资历上都差之甚远，没有同意。后来许多同事也来敦促并加以鼓励，我才勉为其难。六月中，北大正式通过设立文科研究所。所下分设宋史工作室及明清史工作室，分别由姚从吾及我负责。是年暑假正式招生，以后又陆续招过多次。
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由所按月发给助学金，在所寄宿用膳，可以节省日常生活自己照顾之劳。所中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分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四部分，可以各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
研究生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王明、任继愈、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阎文儒从向达教授；王永兴、汪篯从陈寅恪教授（我亦在其中）；李埏、杨志玖、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从唐兰教授；王利器、王叔珉、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从罗庸教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高华年从罗常培教授。其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四川李庄，也有几位（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相随，就学于史语所李方桂、丁声树、董作宾诸教授。
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寓，研究生还可以随时请益。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都相距不远，切磋有人。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每当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的读书作业从未间断。这里确实是个安静治学的好地方。英国学者李约瑟、休士到昆明，都曾在所下榻。
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爱国分子，不能身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宝台山的研究生（或称宝台山士）就是这样的。
是年八月，我整四十周岁。深感三十年来百无一成，徒赖师友奖掖致僭清位，遂作诗一首以为留念。诗曰：
读书学剑两无成，浪得浮生才士名；
四十已来应不惑，好从中道觅中行。
一九四〇年初，联大总务长沈履离校去川大，清华梅贻琦、沈履诸人推荐由我继任，让汤用彤来探询我意。我表示行政事务绝不就，还是专心教书，致力研究明清史，汤亦以为然。罗常培也劝我不就，并说：“君欲为事务专家乎？为明清史专家乎？”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但联大常委会议已通过，聘书已送来，梅贻琦多次找我，我到处躲避。校方领导黄子坚、查良钊、冯友兰、杨振声诸人也来劝驾，且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句。我虽多次上书，说明不就任之原因，“并非谦让，亦非规避，更非鸣高，诚以学殖日荒，思自补益”，希望以后专事学问。但后来事情虽经往返周旋多次，仍然无效，北大领导又以照顾三校关系为言，于是在是年二月遂应允就职。
一九四〇年暑假后，因战事紧张，联大曾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由杨振声前往负责。次年五月，梅贻琦约我和罗常培到叙永视察，并决定分校取消。我们三人曾在四川呆了两个多月，先后到了重庆、泸州、叙永、李庄、嘉定、峨嵋、成都等处，并参观了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及华西大学等，饱尝了战时“蜀道难”的滋味。后来罗常培专门写了《蜀道难》一书，就是叙述这次到四川参观的情形。
我在一九三九年后，在联大即讲授明清史及清史研究等课。当时年青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于明清时期，故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清代的满洲发祥于我国的东北，而这时东北早已沦陷，且建立伪满政权。为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等谬论，我在这一时期先后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统》（1943）、《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等论文，用许多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了满、蒙、汉三族的血统，早在入关前就和内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在《血系》文中一开始即写道：“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出于建州左卫，为女贞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清朝入关后散居中原，更不可以一省一地限之也。”至于入关后满、汉两族的文化互相调融，相互影响，更使两族人民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决非政令强制所能造成的。此后我又写出一些清史方面的论文，合为一集，名《清史探微》，于一九四六年初在重庆出版。
抗战中期后的昆明，日机时常轰炸，几乎天天要跑警报。加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教授中大多入不敷出，更不必说职员和学生了。一九四三年夏，我的长女郑雯由北平远道来昆明念大学，走到洛阳被困，我于是向独立出版社卢逮曾借了一些钱，寄她以佐路费。《清史探微》一书的出版，也是为了偿还这笔欠债。我在书中的叙目中，谈到了抗日期间在昆明的情况。其中道：“右近年读清史所作杂文十二篇，次为一集以求正于当世。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粗涉载籍，远惭博贯。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通雅君子原其‘率尔操觚’之妄，有以匡其违误，斯厚幸矣。”这是我在昆明八年的真实情况，别的人也和我差不多。遗憾的是，此书出版不久，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我的长女在上完西南联大外文系三年后，于北上复校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时年二十三岁。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胜利，这给西南联大的师生带来了希望，昆明街头的市民到处游行欢呼，鞭炮齐鸣。象我这样远离家庭八年只身来昆明的人，其内心之喜悦，更不待言。正在这时，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这年四、五月份曾到美国考察教育，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能到美国有所洽商，以为胜利复员中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不料他这时却被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找去作行政院秘书长，并于六月就职。此事他事前并未能与同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与教授们解释，而且自美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而径飞重庆，因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法学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激动。当时一些教授主张，既然作官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而应由在美国的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但胡适一时也不可能回国，因此必须有一个代理校长。九月初，当时的教育部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就在这时，学校派我北上去筹备复员。当时教育部还组织了一个平津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由沈兼士领导，约我也参加。原来这个委员会都是各校的代表，每校一人，后来又加入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当时清华参加的是邓以蛰，北大是我。那时交通工具异常紧张，我九月初到重庆，等候飞机就呆了一个月，只好先到南京。十月份又在南京等候飞机，到处托人，终于在十一月三日到达北平，这距我离开昆明时已整整两个月了。
回到北平，知道我的弟弟郑少丹已于是年春天病逝。我感到万分悲痛。他和我自幼一起寄居在亲戚家中，抗战中他为了照顾我的儿女，虽年已四十有余，却始终未结婚。及至儿女均已长成，胜利在望，没想到他却先我而去。
我到北平后，情况与我们在昆明的想象不同。我们原以为到北平后可以接收校产，筹备复员。但这时北京各大学正在上课，不能接收。而教育部又派陈雪屏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主任，故学校先由补习班接管，原校中人员亦大多数未动。
敌伪时期亦成立个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北大校长是钱稻荪，文学院长是周作人，下分文、理、法、农、工、医六院。于是即以这个学校的理、文、法、农、工、医为补习班的第一至第六分班，第七分班是师大，第八分班是艺专。陈雪屏自兼第一分班主任，约我作第二分班主任，第三分班是张佛泉，第六分班是马文昭，第八分班是邓以蛰。这时临时大学的总务长赵廼搏尚未北上，暂由我兼。
一九四六年一月后，北大积极筹备复校，又加派曾昭抡、杨振声、郑华炽、俞大绂来平工作。不久赵廼搏及第二分班主任邱椿均先后来平，我乃专在北大办事处，积极筹备复校。
这年春，当时在平的一些文教界知名人士，曾上书国民党政府，为文化汉奸周作人缓颊。当时有人也让我签名，我未同意。我在北大上学时，周是我的老师，以后周又任北大日文系教授，与我亦时有联系。在周任敌伪北大文学院长时，也确实为该校图书馆弄来不少善本珍籍。但我觉得，一个教授应当有起码的民族气节，周曾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不能原谅的。事后闻知，陈垣老亦未签名。
这年夏天，昆明的北大同人陆续北上，胡适也回到北京就校长职。未几天，我拿着一本《清史探微》求他指正，并说：我仍希望搞学问，向他辞职。他未接书，而说：“书我已看过。”意即不准我辞，于是我仍然兼学校秘书长。这年冬天，史学系主任姚从吾到开封去做河南大学校长，我又代理史学系主任。
这几年，我行政事务冗杂，当时国民党政权濒于垮台，经济崩溃，物价一日数变，每天找我签名到金城、大陆银行借款的人络绎不绝，我的研究工作几乎完全停顿。但课还是要教的，我仍授明清史、清史研究、清代史料等课。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包围平津，国民党军队囿于城内一隅。大约是十二月十四日中午，胡适给我电话，有事找我。到了东厂胡同，知他要走，他的汽车到清华去接陈寅恪。我们看到他异常匆忙在收拾行装。大家一齐送他到中南海（当时傅作义司令部设此）。不料因飞机未洽好，未能成行，胡适异常焦躁地说：“今天走不成，我就不走了。”第二天，他还是走了。
他临行前写了两个条子：一是学校由汤用彤代理校长，汤当场拒绝；于是又拿出另一条子，托汤用彤、周炳琳和我维持北大校务。接着国民党派飞机接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人南下，名单是傅斯年开的，理工的较多，文科极少。均由傅斯年出面写信和电报催促，并托清华校长梅贻琦、师大校长袁敦礼和我代为接洽。梅、袁两人天天来北大，并在我的办公室放一个本子，愿走者自由签名。前后来过两次飞机，走的人很少，只有梅贻琦、袁同礼、毛准、钱思亮、刘崇鋐等人和一些眷属。
这时，傅作义经常派人在御河桥召集各学校代表开会，北大多由周炳琳和我参加。
十二月十七日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学校仍举行了纪念会。过了几天，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送给我一面锦旗，题了“北大舵手”四个字，我非常高兴，受到鼓舞。这时华北城工部发给各机关人员文告，让大家好好保护人民财产，北大在全校师生保护下，也未受到损失。同时，石家庄的北大同学也给我写信，鼓励我看好北大的家。
一九四九年一月，邓宝珊托徐盈约北大教授座谈北平局势，汤用彤、周炳琳、杨振声和我四人都参加了。大家都说必须保全北京，以民意为依归（意即和平解放）。邓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过了几天傅作义又约了更多的人在中南海座谈，大家表示都差不多。这年一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当天下午，傅作义召集各大学及其它机关负责人宣布此事，并说第二天早晨有飞机开往南京，愿走的仍可以走。我当然不走。
二月，解放军入城，军管会召集各校代表开会，北大由我和汤用彤参加。五月，文管会接管北大，成立校委会，任命我为委员兼秘书长，并指定为常务委员会书记，仍兼史学系主任。
一九四九年，我整整五十周岁。这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我参加了国庆大典，内心非常喜悦。回顾我这五十年，东奔西跑，忙于生活，没有认真读书。一九四九年对我说来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要学的、应当学的太多了。我有了如今天这样安定潜研的读书环境，这远远不是当年所能想象比拟的。因此我要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认真学习，为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郑天挺教授事迹点滴
黄扶先
我和郑天挺教授是多年的邻居。郑老的为人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一九六六年某一天，我到他家送一封信，他不在家。我看到桌上摆着许多小纸包，每包上都有郑老亲笔写的地名、人名。我记起了这一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据说郑老每月的工资都有一部分寄给需要他资助的人。我浏览了这些纸包，其中有两个触动了我。一是给解放前郑老家的大师傅的，一是给帮郑老照料过家务的老媬姆的。我对郑老的敬慕之感油然而生。
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情：郑老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曾和联大师范学院教授陈雪屏为邻居。后来陈到台湾去了，他女儿陈楠在南大历史系任教。五十年代初，陈楠患骨结核，要做手术，经济上有困难。郑先生得知，立即把刚收到的一部书的稿费全部支援了她，使她得以痊愈。“金钱有价情无价。”郑老这种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令人可钦可敬。
【注释】
[1]本文系郑天挺教授生前应本会之请而撰写的回忆录，脱稿于一九八一年。所叙经历止于一九四九年，故题为《五十自述》。谨就发表这篇遗稿之机，对郑天挺教授表示深切悼念之意。——编者
[2]杨壮飞后入天津南开，与周恩来总理同学。总理到日本前曾去北京，我曾陪杨一起到打磨厂天达店看望过总理。
[3]郭与黄于1924年1月13日在上海结婚，当时我曾撰联向他们祝贺。联曰“：积三载同心宿愿始偿，趁吉日良辰一罄衷素；结百年好合旧盟重沥，正新梅艳雪交映园庭。”盖他们两人三年前以文字订交，久欲婚而未果，此联则全系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