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不倦六十一个春秋
郑天挺先生一八九九年生于北京，六岁丧父，七岁丧母，幼年时代与其弟少丹一起，依其表兄张耀曾（镕西）家居住，由表舅梁济（巨川）监护。一九四五年他在《清史探微》前言中说：“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正是早年的实际情况。他经过自己多年的刻苦学习，认真钻研，方得以在明清史学的一些领域中，得到了一定的成就，受到史学界同行的赞许。
先生于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当时因学校离家很远，每日早出晚归，异常辛苦。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时北京住户尚无电灯，晚上除需要完成每天的学业外，还要抽空阅读《史记》或《资治通鉴》等书，每天一卷，从不间歇。”
一九二〇年，先生大学毕业后，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约，参加该校的筹建工作。转年暑假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研究古文字学。一九二四年结业后，先后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及浙江省民政厅秘书、广东省建设委员会秘书、教育部秘书等职。一九三〇年冬，他在南方工作几年之后，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三三年后任中文系副教授兼秘书长。尽管每天行政事务冗杂，占去了大部分时间，但他仍然利用晚上时间认真备课并从事研究工作。一九三六年，他又在历史系兼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与此同时，还应范文澜之约，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先生后来侧重于清史研究，实奠基于此时。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当时北大校方负责人纷纷离校南去，先生与其他一些教授一起，苦撑危局数月，在妥善地安排了全校师生撤离后，留下了年幼的五个子女，个人只身南下。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历史系教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九三九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任副所长。一九三九年以后，开始在联大讲授明清史。当时青年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于明清时期，故选修该课的同学多达一百数十人。先生更多研究的还是清史。在这期间，他撰写了一些有关清史的学术著述，后来搜为一集，以《清史探微》为名，于一九四六年春在重庆出版。“探微”是先生自谦之语，他原想把论文集定名为《清史然疑》、《清史稽疑》或《清史证疑》，后来反复考虑，觉得还是《清史探微》的名字响亮，故名。他在这部书的叙目中写道：“右近年读清史所作杂文十二篇，次为一集以求正于当世。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粗涉载籍，远惭博贯。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通雅君子原其‘率尔操觚’之妄，有以匡其违误，斯厚幸矣。”短短数语，已经把他在昆明八年的生活及工作历程，叙述得一清二楚，使人读后不胜感慨。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还。先生仍任北大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任秘书长，同时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负责主持北大所藏的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解放后，先生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史学系教授、系主任，仍任秘书长。这时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一九五一年，他先后到中南地区参观土地改革和到江西泰和县参加土改。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先生被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一九六一年夏天以后，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先生参加教育部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及《史学名著选读》，同时还主持了《明史》的标点工作。在此期间，他经常为高校历史系同学讲课。一九六二年，他应中央党校之邀，为该校学员讲授清史；后来根据记录稿加以整理，定名《清史简述》，于一九八〇年正式出版。
一九七九年先生已八十高龄，仍接受了教育部委托，主办“明清史进修班”，主编《明清史资料》作为教材。他亲自给学生上课，每周两次，从不间断。为了结合学习，他与进修教师一起乘车到清西陵及紫荆关参观，不顾旅途劳累，为学员就地讲述明清历史。
同年，先生应中华书局之约，把他的一部分著作汇编为一集，于一九八〇年夏天出版，定名为《探微集》。该集收入了先生的文史论著四十三篇，其中有关清史的专著近二十篇，是文集中的主要部分。这无疑是他自三十年代以来四、五十年中的学术集锦。他深感自己之不足，在《探微集》后记中说：“五十全国解放，才能安心学习，但要重新学起的东西太多。今天的成果，只这样一点，真是惭愧之至。”
先生自一九七九年以来还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的主编工作。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先生被选为该会的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一九八一年五月，任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
先生自一九六三年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一九七九年十月又被重新任命该职。他当时已达八十高龄，因此多次请求辞退这一职务。一九八一年十月，在南开大学为他举办的执教六十年庆祝大会上，同意了他的请求，免去副校长职务，改任顾问。庆祝大会对他六十年来的教学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先生于一九六四年及一九七八年先后两次当选为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担任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八〇年及一九八一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及特级劳动模范，并于一九八〇年十月以八十一岁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先生身体素健，每天坚持散步，数十年如一日。一九八一年下半年，他工作异常繁忙，连续参加了几个会议。十月间，他去武汉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言。十一月间，他关心南开大学设立明清史研究中心事，并为这一计划亲自起草报告。十二月十四日，他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后，急于回津参加历史辞典的明史、清史分册编委会及十七日在津召开的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不料在京期间即已患感冒，下车后抵家即觉发烧。十二月十七日住院治疗，终因积劳成疾，竟至一病不起。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先生突因上呼吸道衰竭，不幸病逝，终年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