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史研究工作中倾注了全部心血

郑天挺先生的史学研究工作是从古文字学开始的，曾在大学里讲授古地理学、校勘学等课程，又先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近百年史、史学研究法等史学专门课，同时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尤其侧重于明清史的研究。六十多年来，他博览勤闻，集教学与科研之大成，写出了许多有关明清史的专书和专论。早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之间，即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执教的同时，就著述了《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多尔衮与九王爷》、《墨勒根王考》、《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等一系列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章。此外，他还发表了《张穆〈殷斋集〉稿本》、《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等论著。

先生的史学研究工作，贯穿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及求真、求用的原则。在抗日战争期间，他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制造所谓“满洲独立论”，以研究清史的成果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等重要论文，用大量史实，证明清代皇室包括满、蒙、汉三族的血液，在入关前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就和内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入关后满、汉两族的文化互相调融，相互影响，更使两族人民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谬论。此外，他在这时所写的《清代包衣制与宦官》、《清史语解》等，都是清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术论述。

解放后，先生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之后，他注重了史学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向，并经常以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向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九五三年，先生在全国综合性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上，针对帝国主义宣扬“中国贫油论”的谰言，根据古代史籍和方志中有关石油蕴藏的记载，明确提出：“说中国没有石油是无根据的。”他为开发我国石油宝藏提供了历史根据。一九五六年，国外殖民主义者就侵略澳门四百周年而举行所谓“纪念”活动，粉饰殖民主义的罪恶，他立即在课堂上开讲“澳门的历史”一课，以确凿的史实，说明澳门被侵占的始末，鞭挞殖民主义。一九五九年，他就中印边界争端问题，运用确凿史料，证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广大地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而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并从南开大学图书馆中找出有关史料及地图，提供有力的历史证据。

先生在明清史研究上的另一重大业绩，是负责主持北京大学所藏的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

北大保存明清档案始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当时先生正在北大作研究生，从一开始就投入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并为此很受鼓舞。一九三〇年他从南方回到北京大学任教以后，结合对明清史的教学和研究，更抓紧对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五十年代初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先后整理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等书，都是在他带领下，与年轻同志一起，利用这些档案整理编纂而成。他利用明清档案撰写的《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发表后，获得史学界的好评，曾被译成德文，引起国外史学界的注意。

一九五二年，北大收藏的明清档案拨归故宫档案部保管，先生这时也离开北大，此后他就不再参加这项工作。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先生应邀到中央档案馆给工作人员作有关“清史研究和档案”的报告，兴致勃勃地讲了五个小时。他特别强调要以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的研究，同时提出清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必须加强。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他再次应邀到中央档案馆作题为《清代史上的乾隆时期》的报告，他列举大量的史实，详尽地阐述了乾隆时期的分期、特点及其他诸多问题。

他每每与我谈及整理明清档案问题，并多次表示愿意晚年在档案馆得一居室，以便就近查阅档案，进行研究，同时还可以向青年传授一点整理档案的经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他曾收到曾三同志和张中同志约请他担任中国档案学会的顾问的信，极为高兴地当即复信，表示赞同。就是在他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与一些代表一起，对清史的编写和明清档案的整理利用，提出了有关建议。他哪里会想到，这已是他对明清档案的最后一次关注了。

一九八〇年夏，由先生发起的明清史国际讨论会在天津召开。这是有关明清史研究的一次大规模的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应邀到会的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连同国内代表，共一百多人。提交大会的论文七十多篇。先生主持了这次国际讨论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清代的幕府》的论文，对幕府的来源、地位、政治作用及演变状况，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这篇论文，后来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先生直至逝世前，还在计划召开第二次明清史国际讨论会，并为这一工作而操劳。惜未能如愿而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