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的困境

（1）日军对粮食的统制与进口面粉的断绝

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底之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一再扩大，日本侵略军已远至东南亚，进口粮食大为减少；在中国境内的日军则加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天津粮食批发商业因粮源枯竭，已濒于日暮途穷之境地。

一九四〇年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向日本占领区输送物资，洋粉进口绝迹。同时驻津的日军对生活必需品加紧控制，除将郊区所产水稻一律强行收购，农民若吃自种水稻也要严加惩处外，还规定凡到铁路沿线采购粮食必须持有日军所发的“许可证”，实际上这种许可证只发给日本洋行而不发给天津粮食批发商。这样，日伪政权虽未公开宣布实行粮食统制，而事实上已是不宣而统了。面粉市场及杂粮市场无粮可营，生意寥寥。粮食投机商亦以无机可投而转向其它方面，惟有西集、北集斗店的商贩间或可从外地采购少量杂粮，用汽车运津出售。

一九四一年初，日伪政权勾结粮业中的亲日分子成立了杂粮交易所，专做期货生意，实为公开的投机市场。但由于粮食匮乏，投机者很少有人问津，尚未维持到年底便宣告停业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旋即进占天津英租界，查封了位于河坝的太古、怡和、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的四个大仓库。天津粮商在这些仓库中存有面粉、大米者甚多，他们群请杂粮业公会会长屈秀章向日本特务机关交涉，请求发还。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多方疏通，行贿送礼，日人方准启封，其中有一部分已被日本运走，只得作价了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面粉的来源彻底断绝，而天津——上海间轮船又多为日军征调，海运锐减，沪粉供应日趋短绌，天津市面上仅依靠几家小面粉厂加工一些零星小麦出售，每家只能日产一、二百袋。

（2）敌伪实行“粮食配给”

一九四二年底，天津伪社会局宣称“为节制大米、白面消耗，提倡代用食粮”，对市民实行代用粮食配给。代用粮即黑豆、豆饼粉、蚕豆等，间有少量面粉。由当局统筹发给指定的零售商，再由他们配售市民。一九四三年一月，日伪当局又将大米、面粉列为禁品，限制自由买卖。粮食批发业已近山穷水尽的境地，除了西、北集斗店及丁字沽粮食市场仍在勉强支撑外，市内面粉市场、河坝市场及杂粮市场均告自形消灭；杂粮业同业公会和米业公会也早已形同虚设。

一九四五年左右，南门外和东火车站附近，出现了“跑单帮”及小贩售粮点，有各类杂粮及土制面粉。这是“跑单帮”由火车运进及小贩用自行车或背负肩担从附近农村搞来的，为数很少，买者大多是居民及饮食行业。

（3）粮行无业可营被迫转业

概括说来，这一阶段的粮食批发商业已经日暮途穷了。它们的结局大致可分歇业、裁减人员缩小规模、改行或兼营其它行业几种。当时歇业商号比比皆是，如经营有近九十年历史的成发号斗局子就被迫关门了。另外一些实力雄厚的大批发商号多选择兼营其它生意这条路。东帮、山东帮货栈大都兼营山货、杂货或土特产，同时也进行黄金、布匹和股票的投机，天津帮粮行则以兼营杂货者居多。兼营某种行业必须加入某种行业的同业公会，以便购存日伪不统制的货品，如肥皂、纸张、麻袋、白矾、糖类等，占用资金以防货币贬值。它们有的购运北方杂货如红枣、海味等去上海图利，有的从上海购运台糖、纸张、染料等来津销售。如义生源就从上海购进大批甘蔗，以挣扎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