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畸形发展

(一)抗战初期的畸形发展

(1)暂时的虚假兴旺

“七七”事变后,因粮源缺乏,天津面粉市场和河坝粮食市场一度陷于停顿,直到一九三八年春天粮食批发商业方恢复活动。当时出现的新情况是:杂粮业同业公会的成立与批发商号的大量增加。

一九三八年启泰栈经理屈秀章与兴隆栈经理岳福臣、泰丰栈经理邹馨泉等联合发起组织了以东帮、山东帮为主体的天津杂粮业同业公会,并以启泰栈所在地做为杂粮市场。由于屈秀章已经投靠了日本人,杂粮业公会方面有日本特务机关作后台,在与米业公会的竞争中逐渐占了上风。一些以天津粮食行业正统自居的米业公会会员,本不屑于加入杂粮业同业公会,但后来迫于业务关系,也陆续参加了进去。这是粮食行业中东帮、山东帮压倒天津帮的一个显著事例。

天津粮食行业中还有一些与粮食批发商业有关的同业公会,在此一并附述于下:

面粉业同业公会:天津各面粉厂的产品直接在面粉市场出售给面粉同业公会会员。收购批发商的小麦也是主要业务之一。

货栈业同业公会:其成员有自营批发的,也有除自营批发外还代理客户买卖的。这个公会是杂粮业同业公会的中心力量。

斗店业同业公会:斗店中的客户除原来的粮食行商和粮食商贩外,一九三七年起又增加了许多携资入津冒名商贩的外地人。这些人拥有巨资,委托斗店代为买卖杂粮,故又称“业外户”,是后来从事囤积投机活动的主要力量之一。

三津磨坊业同业公会:成员是粮食批发商销售的主要对象,即粮食零售商。

一九三八年天津粮食批发业呈现出畸形发展的势头。这一年中新的字号迭出不断,据杂粮公会和米业公会的统计,两会会员总数接近四百户,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些新字号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以自己经营为主的天津帮类型——粮行;一个是以代客买卖为主兼做自营的山东帮、东帮类型——货栈。

这个时期天津帮类型的新字号已不再沿用大米庄的称谓,而改称××粮行,这是因历史的演变,大米庄也早不以经营大米为主要业务了。新粮行因其资金来源各异,又分为形形色色的不同流派。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

变种新字号粮行:这种粮行的资本家原来的行业大多在外县,因为战争关系不敢下乡营业,大量资金闲置没有出路,他们看到天津市面表面稳定,粮食经营风险不大,见猎心喜,就着手组织起“变种”新粮行来。所以谓之“变种”,是因为它和二十世纪初大米庄开始创设时组织相近,有经理、监理和店员等,而在职权划分、结帐分红等实质内容上则截然不同,如财东和经理之间不订合同,一年一结账,外行的财东对粮行握有大权,而富有经验的内行经理所制定的业务计划必须同不懂业务的监理相商,否则便不得实施等。这种粮行属于中型者居多,往往一年无利辄换经理,一时粮源不继即要裁人,故能获发展而博得厚利者屈指可数。仁记粮行就是这类粮行的典型。

银号附设的粮行:当时有些殷实的银号和与粮行接近的银号,在银号中附设一粮行字号,不请经理,仅雇几名职员,参加米业公会(或杂粮公会),成为一名粮业会员。这类字号人员少,开支小,投机性不大,又有银号做靠山,故不会有大的亏损。敦昌银号附设的厚记粮行即为一例。

日本洋行派生的粮行:日本侵略者为了实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在粮业方面,除指使原经营日本面粉进口天津的三井、三菱、增幸等洋行,到华北占领区各铁路沿线配合占领军强购(实质就是掠夺)大量杂粮小麦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洋行如增田、三兴等,兼营或专营粮食业务,加紧罗掘。当此时机,早先与日本洋行有粮食交易的粮食批发商号中,有些职员便和日本洋行中的华人以华人名义合资组织新粮行。这类粮行因有日本洋行作后盾,资金有限但货源可靠,所以在当时最为时髦。在粮源短缺的情况下,抓到货源就有利可图,是该类粮行有利的一面;但由于其表面讲排场,开支较大而实力不足,又不能做大量的囤积攫取厚利。为时不久,共产党领导军民在日军占领范围内建立起许多抗日游击区,日军供应呈现竭蹶,日商洋行再无多余粮食供给他们,这类粮行遂转为萧条。由三井洋行华人张凤祥和原益生米庄职员李家骏共同组织的广孚号,即属于这类粮行。

大米庄职员组织的粮行:这类粮行的股东原系大米庄殷实老字号中吃股份的高级职员,他们具有经营粮食的经验,看到粮行兴旺赚钱容易,便从所在字号辞出,三几个人组织一个中型字号,再雇用几名职员店员,开门营业。然因资力薄弱,往往达不到牟利的目的,大多数为时不长即告歇业。这类新字号在当时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

另外,有的粮行失业职员或店员,因求职不易,三、五人凑集少数资金,找到一两间房子或在斗店中租间客房,也挂出一个粮行招牌,算是一个字号。几个人自东自伙,不能经营大买卖,只能到铁路附近的产粮区进行零星采购,由铁路按“零担”运津转手,以博取微利;或就在本市粮食市场上做一点买进卖出的投机生意。这种粮行在粮食批发业中属于最小类型。一九三八年天津新成立的货栈中,除东帮货栈有明显扩展外,大部分是山东帮中烟台、威海卫、大连等地经营粮业者所组成。这些货栈颇具资力,它们从上海、香港采购大米,同时在天津各洋行批购洋粉期货,在粮食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又因它们在自营之外又代客买卖,故左右逢源,盛极一时。

(2)猖獗的投机活动

一九三九年是粮商以面粉为主要目标进行疯狂投机的一年。面粉成为粮食投机主要目标的原因是:一、面粉较一般杂粮更易于保存,可以长期囤积;二、倒把方便,成交时只以栈单为凭证,核对无误即可囤积起来待价而沽,不必经过实物倒手;三、当时海运畅通。上海面粉和进口洋粉来源充足,且有期货可作。

当时活跃在投机浪潮中的主要人物有:业外户、面粉跑合铺、东帮和山东帮货栈以及天津帮粮行,分别介绍如下:

业外户:所谓业外户是指粮食批发商业以外的户头,在投机狂潮中为害最大,获利最多。这类业外户由两部分人组成,首要分子是麇集天津租界的前清遗老、军阀、官僚,还有发国难财留津纳福的国民党退职人员等,他们在中外银行存有大量款项,向以食利及从事黄金、布匹投机为生。面粉投机风一起,他们认为货币贬值已见端倪,而粮食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眼下价格上涨幅度低于黄金、布匹,但不久一定看涨,机不可失,遂将部分银行存款投向粮食市场,面粉价格随之狂涨不可遏止。这些租界寓公自己很少出面,代其进行投机活动的多为东帮、山东帮货栈,货栈称其为“客户”、“业外户”或“业外经营者”。另外一部分人是携资逃津的农村豪门富户,这些人熟悉粮食生意,往往委托斗店代为买进卖出,做杂粮投机生意。以上两种业外户除向货栈或斗店交付佣金外别无开支,所以在粮食投机风潮中坐收厚利。

面粉跑合铺:面粉跑合铺是面粉投机风刮起之后出现的。本来天津面粉市场的交易时间是每天上午八点至十点(俗称“早市”),后来由于投机者多,时间不敷,便有人提出另组跑合铺,专在下午成交整批面粉。跑合铺没有资本,纯属空手取利。组织跑合铺的,一是在面粉早市上专事成交一千袋交易的大跑合;二是与洋行往来批售洋粉期货的经纪人;三是粮食批发商业中的失业者,这些人以两、三个人为一组,在原法租界旅馆或渤海大楼租一间或两三间房子就组成一个跑合铺。跑合铺还与黄金、布匹的投机者相互串通,哄抬物价,他们是面粉投机活动中的推波助澜者。

东帮、山东帮货栈:这些货栈资力雄厚,善于投机,在自营业务方面当然要居奇牟利,但它们获利最丰的还是代客买卖业务,特别是代租界寓公做投机生意,买卖越兴旺,所得的佣钱越多,故有盈无亏,稳操胜算。这些货栈在面粉投机浪潮中起着教猱升木、为虎作伥的作用。

天津帮粮行:原以采购运销为主的天津帮粮行,当面粉投机浪潮一起就见风转舵,改以囤积为主,高踞投机的风口浪尖上,但限于财力不能大干,获利亦稍逊于前几类。

先是,一九三八年冬,英商怡和洋行在津批售“天官牌”洋粉(产地澳洲),三元八角一袋,较当时市场现货行市略低,一九三九年春运津交货时,价格上涨。这是“七七”事变后外国洋行开展的新业务,做这笔期货生意的如仁记粮行就大捞了一笔,随后其它洋行相继批售洋粉。面粉现货价格因投机关系不断上涨,嗣后的期货批发价格亦随现货价格扶摇直上,更给了囤积者以可乘之机。投机倒把的浪潮日趋凶猛,从业内发展到业外,只要财力充足无不大获其利,造成社会上一时的虚假繁荣。这种虚假繁荣集中表现在英、法租界,尤以法租界为甚。

一九三九年夏,日本侵略军突然封锁了英、法租界。法租界是面粉市场所在地,面粉投机活动的中心场所,聚集在此的粮商、投机活跃份子及面粉跑合铺遭此意外,一时束手无策。不久,租界外的零售商在现在广场一带临时组成露天面粉市场,招引租界内的批发商去卖货。由于日本岗警对出入租界盘查甚严,卖货仅限于零售商,投机活动稍稍敛迹。

是年八月,天津大水成灾,沦为泽国。粮食价格伴随洪水猛涨,投机之风更形炽旺,面粉价格到九月间与年初相比,已上涨近乎一倍,到年底竟暴涨两倍以上。投机者还将黄金、布匹与面粉联系起来,不断低价买进,高价抛售,造成面粉价格的长期波动。

与此同时,杂粮行市也在不断上涨,如玉米和绿豆价格分别上涨百分之五十至七十。杂粮价格上涨幅度不及面粉的原因,除了面粉易于存储、便于倒手之外,主要还在于二者进行交易的地点不同。面粉市场位于法租界,存储面粉的华洋轮船仓库、周转资金的银行及从事投机活动的各种主要势力,大都集中于英、法租界,非日伪统治势力所能控制,投机分子得以肆行无忌。杂粮市场所在地的河东启泰栈和西、北集斗店,日伪统治者可直接干预,投机者受到种种限制,不能为所欲为。由于粮食这种人生必需品的涨价,影响到全市各种物价的全面上升。一般的劳苦大众既遭水患又逢人祸,生活困苦不堪。

据杂粮业和米业两个公会的统计,一九三九年因投机有利,粮食业又增添了不少新字号,突破了一九三八年四百户的历史纪录。这种畸形发展的势头一直延续到一九四〇年初。在这一年中,粮食批发商号(包括业外户)大都牟得暴利,其中最突出的是义生源。义生源资力雄厚,向居天津大米庄之首位,在投机的高潮中它囤积的面粉(包括现货、期货)达十万袋以上,另外还有大批杂粮,年终总计获利达百万余元,超过本身资金若干倍。但是由于物价飞涨,一般的粮商到年终核算时,按钱数计算为盈,按实物(粮食)计算却亏了本,成为虚盈实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