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不择手段牟取暴利

天津的数十家汽车洋行，资金有多有少，经营规模有大有小，业务范围和经营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在不遗余力地追求高额利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不少汽车洋行都聘用华经理，利用中国人熟悉情况，开拓业务。有些洋行为了打开汽车销路，不惜重金延聘社会联系多、活动能量大而又熟悉汽车市场情况的人做售车员。他们采用给佣金、回扣及分期付款等方式，促进售车员开展业务。二、三十年代间洋行推销汽车的主要对象是军阀部队和官僚仕绅，一般大洋行均设有专人与其联系挂钩，有目的地进行结交拉拢，甚至对一些达官显贵的汽车司机、佣人或管家进行收买，通过他们上下走动，成批地推销汽车。对于洋行内部雇用的中国人，外商也极尽拉拢之能事。如对高级职员除发给高薪外，还赠与“干股”（先拿利息后付股本）；一般职工逢年过节加发工资，营利好时分给“花红”，对于为洋行出力尤多者还予以奖品或暗地里餽送“红包”（奖金）。总之，名目繁多。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入关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官僚、地方军阀，甚至日本人的机关企业，都从天津购置了很多汽车，这是天津汽车洋行生意的兴盛时期。

汽车洋行为了多销汽车多捞利润，彼此之间在业务上竞争激烈，如俄商斯丹里（Stanley）为了争夺亨茂洋行的市场，联合中国富绅李某，在亨茂对面开设斯丹里洋行（后兑给俄商索士宁，改名为中国汽车行），采取拉人员、“挖墙角”等手段，千方百计排挤亨茂洋行。汽车洋行的正常业务是销售汽车、汽车配件及进行汽车修理，可是有些洋行，什么有利就干什么。他们钻营取巧，逃汇漏税，并倒卖黄金、美钞，从事各种非法活动，以牟取暴利。有的洋行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日本人相勾结，为日本侵略军搜刮军用物资。如中国汽车行白俄经理索士宁（Sosin）在日本投降后，即因通敌罪在天津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