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局——粮食批发业的萌芽

(三)斗局——粮食批发业的萌芽

一八五五年前后,三岔河口以下大口一带(今河北区粮店街),有两三家斗局子先后开业,这是粮食行业的一个重要发展。当时,有些富户看到斗店、粮商获利甚丰,遂将二者合而为一,名为“斗局”,俗称“斗局子”。[1]斗局子立有字号,它摈弃了粮商不设铺面的流动性,同时吸收了斗店存粮待售的作法,前有铺面,后建仓库,兼营采购、运输、存储等全部业务。斗局子可谓粮食批发商业的萌芽。

斗局子通常设经理(俗称“掌柜的”)一人,职员及店员若干人。经理一般外聘粮食内行,掌管全面,职员则分管帐房、采购等业务。其派人收购粮食的方法略同于粮商,只是运抵天津后卸于本号院内。斗局子也收购由海帆船运入市内的杂粮,但为数不多。[2]斗局子的销售办法是通过经纪人卖给本市及郊区的零售商粮店——米铺(附有加工磨房),零售商亦可直接到斗局子购买,过斗、清算等手续都在本号进行。当时最出名的斗局子是冯姓财东的成发号。

一八六〇年天津开埠通商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来津,划定租界,修筑教堂,建造码头,开办洋行,洋人洋货不断涌入天津。与此同时,清朝“洋务派”倡导“新政”,各种名目的官办、商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工矿、交通、通讯等近代化企业也纷纷出现,民间服务行业更是如影随形地发展起来。天津市人口急剧增加,粮食供应日趋重要,粮食行业也随之兴旺,首先就反映在斗局子的发展方面。

这一时期的斗局子,在数量上由少变多,在规模上由小变大,在采购地点上由近及远,在经营方法上日益改进。以冯家一姓开设的“成”字号斗局来说,一八五五至一九〇〇年期间,最盛时多至八家(俗称“八大成”)。其中始终以成发号为津市斗局子中之巨擘,其资力雄厚,生意活跃,职工最多时达三十余人;后又得到著名的敦昌银号(与成发号为同一财东)佐助,生意愈盛,经营近九十年,在整个粮食批发业中历时最久。

斗局子的采购业务以南运河为主,西河[3]次之。南运河方面,远溯上游,由德州、临清、大名直至道口。它们采运到津的粮食,后来不再自行存储,而改卸西集、北集的斗店,因存于斗店便于销售,较之自存则省工又省事。

这一时期斗局子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或盈利,或亏损,关键在于时机掌握与资金多寡。每到收获季节,立即抓紧时间收购,及时运往天津,有利则售,无利则存,以待来年开春青黄不接时高价出手。一般说,资金多、屯粮多则盈利丰。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在春季粮食偶然有了别的来源或市面零售不畅时,行市就要下跌;再有粮食年年收获,如不能在新粮上市之前将手内陈粮售罄,就无钱购买新粮,因此为了周转资金,有时虽利润微薄甚至亏本也得脱手。这些情况遂造成斗局子兴败无有定势,时有破产之虞。就连资力雄厚的“成”字号也难幸免。

斗局子的兴起推动了粮食商贩和斗店行业的进一步壮大,促进了粮食交易更加活跃。一八六一至一九〇〇年间,粮食商贩中有很大一部分发展成为住在斗店内的行商,已具有了批发性质。斗店随着行商队伍的扩大、粮食需求的增多而水涨船高,新斗店继续出现,如西集的庆长顺(后改为同孚新)、华丰裕,北集的公义、万春。这两个集市渐次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内河粮食集中地。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天津惨遭蹂躏,百业凋敝,斗局子也开始走向末路,号称“八大成”的“成”字号仅剩下三、四家。斗局子培植了不少经营粮食批发业的专门人才,成为日后大米庄的骨干力量,促进了粮食批发业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