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然从台湾返回大陆

抗日战争期间，姜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陈省身协助下兼主持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他同时从事“圆素几何”和“球素几何”的研究：用两种特殊方阵分别代表圆和球，使许多经典结果获得了新的面貌，还有不小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上海继续主持数学所的筹建工作。一九四八年秋，他来南开大学作了几次关于他所建立的圆素几何和球素几何新体系的报告，还带我到图书馆，把有关文献出处指给我看。我体会，他希望我能协助他整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回上海后，我根据笔记，把他报告中前半内容写成较详细的材料寄给他审阅，并把我对某个公式所得到的新表达式告诉他。他十分高兴。可惜我未能把这项任务坚持下去，有负姜先生的期望，为此，我长期耿耿于怀。而我的笔记，连同我自己的许多未发表的数学论文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都丢失了。此外，姜先生那次离津前，还把他珍藏几十年的美国数学会会刊全部赠我。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开进学校，我来不及把它们转移到安全地点，都丧失了，至为可惜。

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姜先生的研究工作又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五四年，他曾在中山大学作了《圆素几何学的新面貌》的“初步报告”，后来还曾向中山大学几位年轻同志进一步作了讲述。最近，姜夫人胡芷华先生清理出姜先生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手稿。这些手稿有些是提纲式的，多半只有公式，没有说明，但是极为珍贵。目前，中山大学两位同志正着手整理姜先生的研究成果，他们要我协助，我当然义不容辞。我们希望把这些成果整理成系统的资料，使它不久能与世见面，成为数学财富的一部分。

上海解放前夕，姜先生被迫先把数学研究所的图书装箱运到台湾，随后自己一家也去了。那时天津已经解放，但和台湾仍可通信。我的两个孩子和姜先生两个孩子曾经在上海相识，那时大的一个介之，八岁，会画画。我叫他画了一张：一只海轮正要靠岸，船上有两个孩子，岸上一个小孩向他们招手，表示欢迎。我给姜先生写信，把画附去。他回信热情赞赏。后来姜先生毅然决然想方设法，摆脱国民党的羁绊，先个人，后家属，都赶在广州解放前回到大陆，应那时岭南大学校长、原南开大学教务长陈序经教授邀请，到该校任教。姜先生这一着，决定于他的根本政治态度，而江泽涵先生的大力促成，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解放后，南开大学曾竭力争取姜先生回校，但未能实现，我也久久没有机会到广州去看他。一九六四年初，他到京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专程来津访旧。那时姜先生年逾古稀，蓄起长髯，仍是那么热情，乐观。一九七四年，我因公到广州，到中山大学姜先生宿舍谒见，他高兴极了，拿出许多他家人以及淑雁夫妇从美国来探望他的照片，逐张解说。我问是否打算申请把在北方工作的两个孩子伯驹兄弟调到广州，以便就近照顾。他说，没有这样的打算，孩子们的事业应该立在他们自己的脚跟上，他们在那里工作都很好，还是留在北方为宜。后来我了解到，中山大学领导也曾有过同样建议，他都谢绝了。他为孩子前途着想，胜于为自己。临别时，他说：“客人来，我总不下楼送行。今天我特别高兴，一定要下楼。”下楼后，又一定要陪我走路，就在他夫人和我扶持下，一直走到离校门一半路程的地方，经我再三坚持，他才和我握手道别。一九七六年冬，我和陈到广州，再去看他。他患肺炎刚好，坐在那里休息，见到我们还是很兴奋。我们不敢和他多谈，留连一阵就告别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