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达子及其艺术成就
李邦佐
银达子，原名王庆林，生于一八九五年，天津西郊大孙庄人。由于家境贫寒，农村又连遭荒旱，他的童年生活是很凄惨的。年复一年，过的都是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到了十二岁那年，他感到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去学裁缝，但又苦于买不起缝纫机，只好下了狠心去学戏。他拜的第一个师傅是老达子红。最初只能扮个娃娃生，勉强混口饭吃。由于他的嗓子好，得到了老师的赞赏，戏学的逐渐多了，便开始唱正戏。演出后居然很受欢迎。特别是他那清亮的嗓音，高起来响遏行云，有人称赞说就象银铃一般，因为他的老师艺名叫达子红，于是他就给自己起名“银达子”。
当时河北梆子最著名的老生是小元元红（魏连升）。银达子感到自己的嗓音适合于学小元元红一派，就偷着学，象他所唱的《四郎探母》、《斩子》、《战北原》、《芦花记》、《走雪山》、《桑园会》、《算粮》、《三疑记》等，都是私学小元元红的，听起来还真有几分神似。此外，由于当时剧场常是京剧和梆子同台演出，俗称“两下锅”，银达子天性聪颖，便把京剧的长处也吸收过来，使之为己所用。偶有余暇，还常常去听曲艺，暗地里也学上几段京韵大鼓和太平歌词，并在演唱《花子拾金》、《十八扯》中加以运用，自成一家。他在中年以后能创造低音梆子老生唱腔，就很得力于他的旁征博采，融会贯通，以他人的长处，补己之短，然后再根据个人条件加以发挥。
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八年，银达子除在天津演出外，还远去辛集、晋县、南宫、冀州、宝坻、霸县一带演唱。一九三〇年重返天津，恰巧和梆子著名青衣金钢钻同搭一个戏班，真是绿叶红花，相得益彰。惯于吸取百家之长的银达子，自然会在与金钢钻的合作演唱中汲取长处。他在晚年教出不少唱青衣花旦的徒弟，便足以说明他在掌握青衣花旦的唱腔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此外，由于他很讲戏德，尊敬老艺人，因而金钢钻对他十分倚重，他的名气也就与日俱增，为他日后独自挑班打下了基础。
一九四七年，已经在剧坛声誉昭著的银达子又和金钢钻共同搭班演唱于中华茶园。那时的金钢钻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又体弱多病，为了餬口不能不坚持演出，并且经常贴出重头戏。银达子对她关心备至，金钢钻演《捡柴》，他就主动配演老旦，借以吸引更多的观众。一天，又上演《捡柴》，银达子照例配演老旦，不料快到终场时，金钢钻因宿疾复发，昏死台上，经抢救无效而猝逝。银达子等同行便赶紧为她筹办后事，这才发现她身后萧条，毫无积蓄。万般无奈，银达子就和金钢钻的徒弟柳香玉共同商议，由柳第二天演出《烧骨计》，由银达子反串店家（丑行）。当演到公婆死在店内无法埋葬时，银达子就跪在台前向观众哭诉，为金钢钻募化棺木。观众们深爱感动，不少人当场解囊相助，总算为这个一代名优募化来一口薄皮棺材钱，把丧事料理完毕。而银达子急公好义的美名便在同行中流传开来。演员们都愿意和他交往搭班。
天津解放前夕，河北梆子处于濒临绝灭的边缘，银达子挺身而出，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演出，维持同行生计。他还不惜降低身价，去广播电台为商店做广告宣传，所得收入，周济生活困难的同行。银达子所维护的这一伙人，为河北梆子剧种保存了实力，成为解放后振兴河北梆子的骨干。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他和所有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大众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天津解放。为了复兴河北梆子，他首先倡议组成共和班，定名为“复兴河北梆子剧团”，主要演员有金宝环、王玉磬、宝珠钻、刘金秀等。他们不但演传统戏，还配合政治宣传，演出了《兄妹开荒》、《一贯害人道》等新戏，长年演出，卖座历久不衰。
银达子非常讲究戏德，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大轴戏总是让别人唱，缺什么配角，他都抢着来。一九五一年某天，银达子的母亲去世了，偏巧那天有他的演出，大轴戏定的是《打金枝》。他告诉剧团不要改戏换人，入殓了老人以后，脱下孝服，擦干泪水，就上剧场演出去了。他说：“个人的事再大，也不能以私废公。”
一九五三年，银达子和韩俊卿、金宝环、王玉磬、宝珠钻等倡议组织国营剧团，要求文化局派干部直接领导。经过一番酝酿，建立了国营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并以排演全部《秦香莲》做为建团献礼演出。同年秋，接受了去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荣任务。当时银达子正患泪管炎，他不顾双目疼痛，坚决随团前往。到了朝鲜，尽管天气严寒，常达零下二十度，银达子依旧是精神饱满地在露天广场上演出。由他扮演的《打金枝》中的唐王，《游龟山》中的田云山，《秦香莲》中的王延龄，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北方老乡，听到他那苍劲而又悠扬的音腔，感到无限地亲切而舒畅。
一九五四年，银达子鉴于河北梆子后继乏人，便与其他老演员商议，在星期六加演日场，以其收入做为培养随团学员的基金。其后，他又以天津市人民代表的身份和另一代表韩俊卿共同倡议筹建天津市戏曲学校，培养京、评、梆三个剧种的接班人。这一提案由天津市人民政府采纳后便着手筹建。现在很多活跃在舞台上的中青年戏曲演员，便都是在那时开始培养的。从继往开来这一角度来衡量，他确是为复兴河北梆子立了一大功。
银达子虽是著名的梆子老生，却十分顾全大局，无论安排他演什么角色，总是全力以赴，绝不讨价还价。象《烧骨记》中的店家，《捡柴》中的乳娘，《红娘》中的老夫人，《画皮》中的老渔翁，由他演来，都十分认真，但又不喧宾夺主。在排练《金铃记》、《南北合》时，为了提携后进，他就甘当做为配衬的绿叶，把主要角色寇准和杨八郎让给王玉磬，而由他演八贤王和杨四郎。《斩子》，在过去是他的拿手好戏，鉴于当时王玉磬正在壮年，嗓音高亮，演出效果好，他就主动让贤。银达子非常关心河北梆子事业的后继人，在演出之暇收了不少徒弟。只要有人肯学，他便来者不拒，男女兼收。象王伯华、杨兆力、刘俊英，都曾师承于他，至今已然蜚声剧坛。他教徒弟，既不拘泥于叩头拜师，也不要求奉献贽敬。每天太阳还没露头，他就来到剧团，传达室、办公室、小会议室，哪里空着，他便随遇而安；哪个演员赶来了，他就拍着板凳，一板一眼地教了起来。经他的耐心教诲，学员们的艺事有了突飞猛进，他就感到无比的欣慰。
一九五九年，银达子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谈到银达子的艺术成就，在唱腔改革方面表现最为突出。最初他的唱法基本上是师承小元元红（魏连升），但又能兼采各派之长，把京剧和曲艺的吐字发音尺寸顿挫都融化到他自己的唱法里，使之为我所用。中年以后，由于嗓音远不如过去那样高亢健挺，他就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创造了以低音为主的老生唱腔。因此，年逾六旬，还依然能在舞台上坚持演出。他的特点是真假声并用，寓刚于柔。调门虽低，却能表达出河北梆子激越跌宕的特点。象他所演出的《战北原》，基本上采取小元元红的唱法，但在斩郑文时却部分地吸收了何达子高亢的唱腔，用以表示斩杀郑文的决心。在最后一场与司马懿对垒时，为了表现诸葛亮从容不迫的主帅风度，有一部分唱词都采用了半说半唱的作法，听来觉得娓娓动人，别饶意趣。再就是有些念白，他还有意地保留了老一辈山西梆子的韵味。比如《战北原》中“回营”的“营”字，不读阴平而读往上挑的阳平，不仅使人感到幽默俏皮，且还有助刻画诸葛亮那种成竹在胸、稳操胜券的特定心情。河北梆子是土生土长的地方戏，即以宫庭戏《打金枝》而论，其中的唐王、国母、公主都不以雍容华贵见长，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甚至连唱词也通俗易懂，因此，由银达子扮演的唐王就别具一格。比如“金殿”一场，当唐王为了团结久著奇勋的郭子仪，对打了公主的驸马郭暧，不但没有降罪，反而加官进爵。钦赐锦袍时所唱的：“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它本是你丈母娘亲手儿做来的”，听来真是迂回跌宕，一唱三叹，但又娓娓如叙家常，妙在宽而不散，紧而不促，能于朴实无华之中独呈异彩，几乎每场都能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他把一个威权显赫的帝王平民化、人情化了，同时，一个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唐天子也就跃然于红氍毹上。
银达子演唱的另一特点是非常讲究吐字和发声。听他的唱，坐在前排不会感到嘈杂扰人，坐在后排却又字字入耳，这显然是从曲艺名家借鉴过来的好传统。清朝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中曾一再强调：“三仄更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银达子虽限于文化水平，未曾读过此类书籍，但身体力行，却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在他教戏时，一是讲究吐字发声；二是严格掌握尺寸板眼。此外，在演唱时还要做到有起有伏，层次井然，情词并茂，疏密相间。声轻时要如游丝行空，袅袅不绝；激昂时却如江水滔滔，一泻千里。只要听过他在《探母回令》中见娘时所唱的双倒板，以及《斩子》中的大小按板，就会感到他所要求于弟子者，他自己首先做到了。唐代李頎曾以“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描述高超的演唱，以之移来形容银达子的唱法，也不算过份吧！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正当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他在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之际，竟因兴奋过度，以致脑溢血，经过多方抢救，终致不起。然而，他所创造的以低音为主的梆子老生唱腔却不胫而走，深受群众欢迎，被称之为“达子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