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海”变魔术的经过

一、我“下海”变魔术的经过

我是湖南新化人。一九〇四年出生于新化县月圹村,由于父亲曾鲲化在北京任官职,我得以在青年时代求学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在铁路、航运等部门工作了二十多年。魔术是我的业余爱好,五十年代初期,我正式“下海”,登上专业舞台,这时我已经有了十几年魔术表演的历史了。

回忆我一生对魔术艺术的追求,最早的启迪可能是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我的母校——北京红庙小学的劳作课;第二是观看天桥的民间杂耍。我到北京红庙小学上学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那年,我们全家从湖南迁到了北京。当年的红庙小学不仅是一所完全小学,而且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试验现场,差不多每年都有大学生前来实习,所以学校办得好,教学设备和课程设施都很齐全,除了国语、算术、自然课以外,高小还有历史、地理、图画、体操、唱歌,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劳作课。一位中年女老师教我们手工劳作,从叠纸、剪贴、糊灯笼到扎风筝,用泡涨了的豌豆和苇篾子做材料,穿架房屋、亭台、楼阁、牌坊、华表,很有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对于纸糊的东西不感兴趣了。有一次,家里的大人领着我和妹妹去逛天桥,看到一个小贩在一只大水盆里,放了一只小小的镔铁皮的船,船舱里点着一盏小油灯似的东西,船就嘟嘟地在水里走动。我高兴极了,仔仔细细观看一番,回家就自己动手试着做,费了很大工夫,居然做成了一只点煤油的镔铁小火轮,放在大澡盆里就嘟嘟地走起来。我从在小学劳作课中培养起来的兴趣和能力,为我成年之后制作各种魔术道具,打下了基础。

“老北京”都知道逛天桥是非常有趣的,江湖上称道的“金批彩挂”,那里都有。相面,算卜,说书,唱大鼓,说相声等等,我都感兴趣,就是卖假药,治瘊子,我也能看上半天。但最能吸引我的还是变戏法。在茶馆里,有台子的变戏法,除了从身上变碟子、碗、金鱼缸之类的古彩戏法以外,还有“大铡刀”、“钉刑架”一类的魔术;在露天的场子上“撂地”的,没有这些名堂,多半都是“手彩”,如《仙人摘豆》、《空手抓烟》等等,还有吞铁球、吞宝剑,甚或还有吞火球的,我看得很入迷。不过那时候他们所作的“门子”(秘密机关)都比较粗糙,有的很容易被识破。有个吞火球的,把一个烧红的铁球用盘子托放在彩桌上,一张口,一低头,就把那个烧红的火球“吞”入腹中,直烫得演员捧腹叫喊,痛苦万状。头一回看吞火球,真把我吓坏了;看了几回,就发现机关就在托盘上。回到家里,我用铁皮做了两块“砖”,把烧红的煤球放在“砖”上,让祖母、妹妹看我“吞”煤球。表演时我暗中拨动“砖”上的暗扣,烧红的煤球就落入暗槽里,我却装做肠肝肚肺都被烧痛了的样子,捧着肚子在地上打滚,欺骗我的“观众”。我学变戏法、玩魔术就是这样开始的。

魔术虽然是假的,但又是科学的。即便是变戏法的“手彩”,除了表演者的手法利落之外,还有利用观众视觉错觉及心理作用等科学因素。特别是现代的魔术,无论机关设计、道具制作以及演员的表演,都与声、光、电、化有密切关系,甚至有的完全用这些东西来合成。我从高小到初中、高中、大学,对自然课、理化课都非常感兴趣,学得也比较勤奋;学了以后’常常运用到我心爱的魔术设计、道具制作和表演上。家人亲友对于我倾心乐意搞魔术,很不以为然。大学毕业以后,我先后到铁路、航运部门工作,魔术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抗日战争爆发,武汉失守,侵略者兵犯洞庭,我离开了洞庭航运部门到了重庆。原以为回铁路、航运部门工作不成问题,没有想到重庆人烟稠密,大大小小的机关都以人满为患。朋友们告诉我:在重庆找个老婆只需三天,找间房子要三、五个月,想找工作三年两载也不一定能达到目的。幸亏我还有点雕虫小技,会刻图章,与重庆荣宝斋主人又有点交情,于是就借荣宝斋挂牌治印,生意不恶,度日清闲,更有工夫钻我的魔术了。朋友们知道我有这个爱好,有时候便拉我去表演。一九四五年抗战末期,湖南发生了大水灾,旅渝湖南人发起赈灾文艺义演,邀我演魔术,我当然是义不容辞。义演的组织工作者“神通广大”,把三十年代风靡影坛的电影皇后胡蝶拉来参加,把红氍毹上风头正健的李蔷华、李薇华姊妹请来,充当我的舞台助手。这样的赈灾义演,号召力很大,尽管票价很高,入场券还是被一抢而光。有人劝我索性“下海”,我知道旧社会里闯江湖这碗饭不好吃,下不了这个决心。

一九四九年八月程潜将军起义,湖南省和平解放。翌年,经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南组织的推荐和保送,我进入湖南省革命大学第四期学习。学习结业,在等待分配工作之际,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商议组建杂技团体,长沙市文化局认为我有组织魔术团的条件,于是长沙市第一个民营公助的魔术团——湖南红旗巨型魔术团就这样诞生了,由我担任团长。红旗巨型魔术团首次公演于长沙规模最大、最著名的黄金大戏院,很受欢迎。从此,我就登上了专业舞台。新中国给魔术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们这个魔术团除了在湖南本省献演外,还到江西、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巡回演出。

一九五七年我来到北京,见到了湖南乡亲,著名的戏曲家田汉同志。负有“豫剧梅兰芳”盛名的陈素贞同志,也正好在北京,我们在田老家中会了面。四月七日晚间,在文艺大楼大礼堂举行一个文艺晚会。这是一个非常难得而又别致的文艺晚会,由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三位艺术大师署名发出请柬,邀请首都部分艺术界人士参加晚会。

别致的文艺晚会的请柬也是别开生面的,一位老朋友谢海青同志保存了请柬的原件:

亲爱的同志:

四月七日傍晚,当夜神降临人间的时候,热烈地欢迎您和您的爱人,打扮的象新娘新郎一样,携带你那可爱的孩子们,前来文艺大楼礼堂参加一个愉快的联欢晚会,欣赏著名的艺术家及未来的艺术家的精采表演和尽情地欢乐,让我们一同来欢度这个难忘的春夜。

田 汉

欧阳予倩

梅兰芳

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

在那个难忘的文艺晚会上,田老致了开幕词,他说:“今天这个晚会的表演者,是住在我家里的两位客人,一位是著名的豫剧梅兰芳陈素贞,另一位是著名的湖南魔术师曾国珍。”田老的推崇,使我和陈素贞同志激动不已。素贞同志表演了她的拿手好戏《叶含嫣》,我表演了自己创作的《花开三变色》、《合碗来鱼》等小型魔术以及古彩戏法《百花齐放》和《单人遁》、《双人遁》等节目。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周巍峙、冯光泗等以及在京文艺知名人士共七百余人参加了晚会。领导同志对我们的演出,赞赏鼓励备至。这时,天津市杂技团成立,田汉同志挽留我在北方从事魔术的研究、创作和表演。不久,我就来到天津,担任天津市杂技团的副团长。陈素贞同志也来到天津市豫剧团。朋友们都说:天津大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