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方都市报》（简称“南都”）经试刊后，从1997年元旦起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1]正式出版发行，自诞生起便有着非常明确的市场目标：成为集团继《南方周末》之后的创利大户。其时，集团已经意识到，因为各种因素的控制和政治的风险，《南方周末》的成长空间已经接近临界点，因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创办初期，《南方都市报》是比较典型的都市小报，坚持走市民化新闻的道路，以“一种相对比较另类或者说是小报的姿态来切入市场、打开市场”，经过三四年，实现了扭亏为盈。从2002年起，南都开始转型打造主流报纸，追求“从强大到伟大”的目标。“我们所提的主流媒体肯定不是以往的机关大报的路子”：一是主流的价值观，要具有代表性、普遍性、先进性。作为主流媒体要与国家大事、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对接。二是主流的影响力，追求对社会发展持续、深入的推动力量，承担社会赋予主流媒体的责任（庄慎之，2004）。
2003年是《南方都市报》集中进行主流化转型的一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报道策划发生改变，由早期注重煽情、娱乐转向注重深层解读和客观理性。例如，过去做娱乐新闻，会用六七个版的规模报道香港小姐竞选；现在做娱乐新闻，实际上是对整个娱乐业进行全面、权威、深入、高层次的总结（庄慎之，2004）。同年，该报以“孙志刚事件”等一系列重大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和反响。第二，率先创办时评版，领国内都市报之先，将理念定位于“在大转型的时代关注这个转变的国家与社会”，取向与结构设置则追求“彰显独特的认知价值”。都市报时评版还提出、倡导“公民写作”的新理念。第三，版面风格向清晰、规范、有序发展，反对早期的铺张和夸张风格，努力变得权威、严肃和公正。
在十余年中国报业的市场改革与新闻实践中，《南方都市报》是一张值得给予充分关注和研究的报纸。从世纪之交《一日看百年》的经典策划到《深圳，你被抛弃了吗？》彰显的网络力量，从“孙志刚事件”报道对收容制度废除的推动到“南都案”所引发的深度思考，从“华语传媒系列大奖”塑造的品牌影响到“做中国最好的报纸”背后打造主流大报的策略，从一张主流都市报逐渐扩张为一个集报纸、杂志、网站联动的“南都报系”……《南方都市报》不断给读者与公众带来冲击与震撼、赞叹与惋惜、忧虑与期待。本书之所以选择《南方都市报》为个案，研究转型时期编辑部的新闻生产，至少基于两个理由：
其一，《南方都市报》创办、发展的历程，鲜活、生动地体现出十余年来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控制因素与新闻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成为我们解读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如何与媒介系统发生勾联[2]的典型案例。
从报业组织结构看，《南方都市报》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创办，行政级别上属于处级单位，其编辑部的新闻生产既要直接受报社组织的管理，又要间接受到集团的组织影响；基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属性，南都在宣传管理上必须接受上级宣传部门的领导，同时又具有非常鲜明的市场导向，新闻生产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满足读者市场。因此，转型期的中国传媒在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在南都身上都可以得到直接体现，包括：党委宣传部门和各级政府的舆论管理和宣传控制，市场化压力下商业利益驱动和影响，集团管理制度和规章的总体要求，读者的需要，以及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自律等。此外，以范以锦、程益中、江艺平等为代表的集团、报社管理层在新闻界备受瞩目，他们在新闻实践中的把关、运营策略同样值得关注。所以，如果要研究中国传媒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互动，《南方都市报》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此外，《南方都市报》创办、发展、壮大的十余年，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转型，新闻改革不断推向纵深。从这个角度看，它既是社会转型的记录者，也是新闻改革的见证者。而且，南都又是报业市场化发展过程中一支最活跃的中坚力量——都市报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报业继周末报、晚报后正进入都市报的第三轮热潮，快速崛起的《南方都市报》恰好是这场热潮中积极又显著的实践者。对《南方都市报》进行个案研究还能促使我们更真实、生动地了解整个都市报业乃至中国报业的历程及实质。
其实，南都可供研究的绝非只是一份报纸的新闻生产实践策略、一张集团子报所处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或是一种报业类型的勃兴轨迹，更有一系列曾经深刻影响新闻界或整个社会的典型报道或事件：以“孙志刚事件”为代表的重大报道使其成为收容制度调整的推动者，以“南都案”为代表的事件使其可能成为新闻改革的见证者，以“彭水诗案”为代表的深度调查及系列评论使其成为推动言论自由的实践者；2001年南都在深圳遭发行“封杀”事件和2003年《深圳，你被抛弃了吗？》系列报道见证了传媒市场开拓、新闻生产与地方政府权力互动的关系；而以两个整版篇幅在国内大力推动报刊时评的创举，又充分传播了“公民写作”的理念，张扬了“思想启蒙”的价值……这些与新闻生产密切相关的典型个案和事件，都能够在不同维度体现出各种控制因素与新闻生产的复杂关系，亦能在不同层面启发我们理解中国传媒独特的制度环境、运行规则和实践方式。
总之，置身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力量和规则变化的历史场景中，置身于中国新闻的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置身于报业最发达的广州市场和最成功的报业集团之一——南方报业集团的管理结构中，《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实践为我们理解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媒介组织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提供了生动的案例。这是本书以《南方都市报》为个案进行研究的第一个理由。
其二，《南方都市报》从小报化都市报向主流化都市报的转型，领先于国内大多数都市报的改革实践，亦不同于同行报纸的风格定位，可能预示着都市报在经历了市民化浪潮后寻求突破和改造的典型路径，也为我们思考中国传媒的改革方向和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无论制度变革或者新闻生产，就理想层面而言，中国传媒运营指向的根本属性和价值维度应该是公共性。所谓传媒的公共性，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传媒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公众；第二，传媒作为公众的平台必须开放，其话语必须公开；第三，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必须公正。”（潘忠党，2008：9）传媒的公共性也是传媒研究的核心议题（陈韬文等，2009），以追求公共性为目标的新闻生产，必须以塑造传媒公共领域为期待，以公共利益至上为目标，以公共话语实践为行动。
哈贝马斯（1999）认为，报纸及其后兴起的其他大众传媒，是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但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过程中，传媒的公共性被削弱，逐步由政治性的公共领域的中介转变成被商业性的私人利益侵入的工具。“参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国家，逐渐控制了原本为公共服务的媒介，媒介的民主功能不断下降，诸多免费的公共服务机构转为私有开始收费，‘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由此，具有政治功能的媒介集团被意识形态所操纵，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趋向融合，从公私分明转向国家社会一体化。”（张志安，2002）
大众传媒坚持公共性是我们对传媒的定位和性质的理想期待，也符合现代社会、公民社会对传媒的切实需求。无论中国传媒的制度怎样调整、市场如何改革，不断提高报道事实和真相的水平，强化代表人民利益、服务公众福祉的意识，提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都是大众传媒发展的根本方向。关于都市报是否具有公共性，学界尚未有完全一致的共识，但孙玮等学者以逻辑推理、经验研究论证了都市报公共性的存在。“形成公共意见是报纸公共性的功能，提供虚拟空间是报纸公共性的手段，代表普遍利益是报纸公共性的效果。都市报也是报纸，当然具有公共性，只是表现有特殊性。”（孙玮，2001：15）这种特殊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特殊情况，中国现代性状况的特殊性，以及国家和市场力量介入传媒的特殊性。孙玮援引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提的概念“生活形态的政治”对都市报进行研究，指出“‘生活政治’的主题，既可看作公共性主题的一个延伸和细化，也可以视为对于现代性政治的一种细致阐释……在当前的中国传媒乃至大众传媒的整体格局中，都市报与‘生活政治’的连接异常特别，因此不可替代”（孙玮，2006：4—5）。
据笔者观察，在国内的都市报行业，《南方都市报》倡导和追求的“主流”理念背后所包含的公共利益导向，比较直接地体现出对传媒公共性的追求。作为国内主流都市报的代表，它以大量时政报道、调查性报道监督一些公权力运作中的腐败问题，以系统化的评论生产为精英和大众提供话语表达的公共空间，这些新闻生产的实践代表着中国报纸，尤其是都市报在公共性方面的积极作为。如喻国明（2004）的总结，《南方都市报》的可贵并不仅在于它在孙志刚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悲天悯人、追求事实真相的卓越表现，还在于它试图成为主流报纸的自觉和激情，它不断地、自觉地、创造性地在体制的容量之内“探底”，没有一般媒介的那种“心智枷锁”，是一个有着专业主义理想和自觉的媒体[3]。
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在阅读C·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李金铨、黄煜，2004）：“如果有自主选题的余地，就尽量将个人兴趣和公共议题联系起来，把困惑自己的问题——自由、饥饿，或别的——普遍化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让研究连缀成一个体系，而非支离破碎的联想。”笔者选择《南方都市报》作为个案，也力图表达这样的期望：将个人兴趣（南都一系列重大报道和事件本身的生产过程和幕后故事）与公共议题（南都新闻实践所体现的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传媒公共性的取向）加以联系，并最终呈现一份有关中国传媒新闻实践特征的生动图景。这种图景应该是有代表性的、成体系的，而非特殊的或碎片化的。这是本书选择《南方都市报》作为个案的第二个理由。
此外，从新闻生产研究的路径选择和人类学观察的实施基础看，能够自由、宽松地进入一个相对开放的媒介组织内部，进行实地或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需要获得媒介管理层的支持和新闻从业者的配合。在这个方面，南方报业集团开放包容的组织文化、《南方都市报》同仁对专业研究的尊重认同，提供了此项研究的基础保障。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获得上至集团领导、中至报社管理层、下至基层编辑、记者的真诚帮助。毫无疑问，这也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必要条件。
关于本书的逻辑结构和内容框架，这里做个交代。
第一章，提出全书研究的核心问题、理论框架、研究取向、意义和方法等，并对中外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述评。其重点在于介绍场域理论（field theory）的基本内涵和关键概念，对运用这种范式来研究新闻生产的意义和方法进行初步介绍。
第二章，梳理南都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其主流化转型的实质意义，对其发展过程与内外部政治、经济、专业控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细致阐述。在此基础上，对其新闻场域的结构性特征、发展历程中的资本争夺／转换策略、新闻生产的惯习特征等加以总结。这一章侧重将整个南方都市报社作为一个相对中观的新闻场域进行整体分析，从而为本书的研究重点——相对微观的编辑部新闻场域提供结构性基础。
第三章，从南都日常的新闻生产过程和编辑机制入手，分析其编辑部的核心价值观、常规新闻生产的机制特点及其与社会控制因素之间的互动。然后，对南都编辑部的场域特征进行概括与把握。
第四章，研究南都时评的发展轨迹，着重叙述其从“公民写作”向“精英写作”、从公共表达向思想启蒙的转向、回归又试图平衡的过程，并阐述都市报时评实践对媒介组织和转型社会的双重功能和意义。
第五章，研究南都的深度报道，先简要梳理其发展过程、编辑机制和报道形态，然后重点分析“孙志刚事件”等报道的新闻生产过程，最后对深度报道的社会功能及场域特征进行总结分析。在探究南都深度报道的操作策略及其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的互动关系时，笔者还尝试提出“策略突围”、“默契协同”等概念，并作初步阐释。
结语部分，先将南都编辑部新闻生产的特征置于中国转型社会、广东区域特色、南方报业集团组织特点等多重场域中，分析南都个案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然后，以此为角度观察媒介、市场与民主在中国语境下的现实互动关系。最后，就都市报如何在市场化进程中更好地承担公共传播的责任提出若干建议。
【注释】
[1]2005年7月，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更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此时间之前，本书写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此时间之后，写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亦可统一简称为“南方报业集团”。
[2]潘忠党、陆晔在《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一文中，分析新闻改革的一个取向是“分析具有解放意义的关键概念（包括关键词和理念）与改革实践之间的历史勾联（articulation），也就是考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张力、渗透和整合及其历史表现”。这里运用“勾联”亦想表达类似的“矛盾、张力、渗透和整合”的意思。勾联也可作勾连，有连结、衔接的意思。
[3]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