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突围：政治控制的协商机制
从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看，日常的消息生产更具有组织化特征，基本遵循编辑流程和编辑部新闻价值观来执行，个人发挥的自由空间较小，而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更具有个人化特点，更加依赖从业者的随机判断和临场发挥。从组织外部因素的影响看，与常规的新闻生产相比，深度报道更容易受到政府与宣传部门的限制与约束，怎样与政治控制之间保持理性互动是从业者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南都的深度报道主要以社会、时政类题材为主，多为负面问题，大量涉及异地舆论监督，很容易触及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或受到宣传部门的政策约束。为此，从业者必须保持审慎态度，确定选题时须考虑政治风险，发稿时经常要再三度量，在稿件采写过程中或发稿前也不时因宣传禁令而放弃写稿或发稿。据不完全统计，南都每年未发出的深度报道约有10—20篇，多数并非因为稿件质量问题，而是因为不符合舆论导向的要求，与管理部门下达的宣传纪律相抵触。以2004—2005年的一些被禁稿件为例（见表5-5），黄金高、王廷江属于一段时间内比较敏感的新闻人物，海宁吕海翔死亡事件、广西钦州殡仪馆贩卖尸体、河南省副省长雇凶杀妻案等都是性质恶劣的负面题材，对地方政府的形象有所损害，这些都因宣传政策不允许而没能刊载。
表5-5 南都深度小组部分被禁稿件（2004—2005）
续表
面对管理部门的明确禁令，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必然要遵循和服从，“在过去深度的操作中，我们所坚持的政治智慧，去硬冲禁令的基本没有，跟它周旋的也不多”[3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编辑部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事实上，深度报道从业者总在有限空间中尽可能地寻求发稿的可能性，而且尽量将这种报道空间争取到最大可能。在深度报道的生产过程中，那些偏软、不易触及权力部门利益的报道，基本以常规、惯例的方式生产。一旦碰到敏感、重大的报道题材，针对每个个案，则呈现出比较典型的临场发挥特征。
“临场发挥”是学者潘忠党从传播社会学角度探讨中国新闻改革时提出的概念（潘忠党，1997：68—69）。他认为，新闻改革的实践中，由于目标不完整、环境不确定等因素，作为改革实践主体的媒介组织与管理部门会发生上下“商议”、寻求合作的实践过程，这种实践就是“临场发挥”的行为形式。“具体地说，就是新闻媒介单位分析自己面临的各种在改革中凸显出来的矛盾，根据各地、各单位和某一行动所处的具体情况，决定与宏观管理机构‘商议’的策略。这中间包括对现行新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原则置于特定的场景，给予具体解释。”这个概念强调，“在改革过程中，探索是必然的，而探索的根本内容在于摆脱‘常规化’实践框架的局限，试行一些‘非常规’的或‘创新’的实践”。他认为，这个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分析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制作，处理与其他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关系的行为方式。
南都深度报道生产中的这种临场发挥，主要体现在“敢”的主动意识和“善”的操作策略。一位深度记者以2003年9月关于刘涌案的报道为例。“他是东北的黑社会老大，被判死刑，引起全国关注。风险很大，但我们还是打算做这个案子，不从正面做，可以采访主辩护律师。这个律师也不只做这一个案子，但因这个案子遭受了很大非议。我去北京采访了他，回来后要发稿，编辑也上了版面。当天，值班领导要撤这个稿子，说太敏感，不让发，但主管深度领导坚持应该发。后来，我们对报道做了处理，还是见报了。没有正面提‘刘涌案’，只说‘黑社会头子’等，篇幅有两个版，对话文字从6 000字减少到4 000字左右。”
编辑部处理敏感题材还有这样一个案例：2005年1月，一位深度记者到上海做关于拆迁的报道。“在静安和徐汇交界处有个小区叫麦其里，原来是租界，地段价格很昂贵，房子老是拆迁不了，后来拆迁公司晚上叫了帮人把汽油倒在钉子户的房上，全部烧着了，烧死两个老人。这个拆迁公司是徐汇区政府的全资集团公司。当时，做这种题目很危险。一则，拆迁的事情比较敏感，长期以来都是不准报的；二则，对上海稍有不慎容易惹火上身。好在案子已经破了，东方网发了300字左右的消息，领导觉得值得做。我担心太敏感，做了也发不了，他说不用担心，这个不是你考虑的问题。要处罚也一定是罚我们领导，不惩罚你记者的。”[31]最终，这个稿子还是见报了。
在多次循环往复的临场发挥中，由于宣传政策内容本身叙述得不够明确，发布有一定规律可循，发布规定的过程需要时间等原因，南都编辑部摸索出一些可复制或可借鉴的方法：多数情况下试图规避宣传政策的约束，少数情况下敢冒较大风险进行突围。笔者试图将这些可复制、借鉴、循环使用的应对机制概括为“策略突围”，其主要方式包括：
第一，推敲宣传要求的具体字眼，在模糊表达的字句中寻找可供“打擦边球”的余地。例如，“原则上不做报道”并非完全不可以做报道，“原则”是有弹性的，“不做文字报道”并没有说不可以做图片报道，“不宜炒作”其实很难界定何谓“炒作”。2005年黑龙江省沙兰小学洪灾事件，根据有关部门的通知，各地报纸不许做文字报道。“《南方周末》有4篇稿子因此被撤，但南都却巧妙地采取了迂回策略，文字报道不让做，就做图片报道，于是以图片＋文字的形式做了两个图片版。”[32]
第二，对发稿时机作预判，尽量赶在有关要求下发之前刊发报道，打时间差，抢占先机。例如，2004年南都做关于黄金高的报道，“我们为了抢在禁令之前把稿子做完、发掉，就非常抓紧时间。周六，深度记者鲍小东在网上看到‘防弹书记黄金高’的消息，跟领导沟通选题后，马上赶到福州连江县去。周日下午6点多，我接到编委方三文的电话，就从深圳赶到广州，坐飞机去当地，晚上12点赶到福州，第二天上午6点赶到连江。周一下午4点做完采访，9点把稿子赶出来，传给编辑。10分钟后，编辑打电话给我，说稿子不能发，通知下来了”。虽然这篇稿子最终未能见报，但从业者抢时间的意识未改变，而且亦有效果。
第三，有关部门下发的通知要求一般只发不收，即发出禁令后不会再发收回禁令或停止禁令的通知，因此，经过一段时间，有些报道的发稿空间是可以再度挖掘的。例如灾难性报道的“热新闻、冷处理”方法，即有意回避新闻发生的热点时刻，过段时间后变换角度寻求新的发稿空间。“《重庆拆除城市‘炸弹’》这篇报道[33]，其他同行媒体都在关注灾情本身，我们却关注导致灾情发生的深层原因，最后的落脚点不是做灾情的事件性报道，而是延伸去分析城市的工业规划。这样离新闻本身很远，距离禁令比较远，就可能可以做。”此外，2005年的四川猪肉事件，“也不能做直接报道，我们的记者去做了个养猪产业的调查报道，也发了出来”[34]。
来自政府部门的权力干预、宣传部门的纪律要求，是南都深度报道最直接、最经常受到的政治控制。这些政治因素对深度报道的控制不仅体现在日常化、机制化的宣传纪律、报道要求和政策公文上，还体现在一些没有明文规定却被从业者谨慎规避的敏感领域。比如，对军队的负面报道，对高官的舆论监督，对灾难性突发事件或大型恶性事故的报道。针对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始终以事实原则为操作底线，坚持最大可能地发表报道，临场发挥是其新闻生产的特征，而策略突围则是其新闻生产面对政治控制进行主动协商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逐步常态化过程中，将使临场发挥的投机性减弱，策略突围的经验性和重复性增强。
有学者（孙五三，2004）通过分析市场转型期中国媒介批评报道的生产过程发现，“批评性报道的发展就本质而言是政府把媒介逐步转变成一种治理技术的过程”，“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而以舆论监督名义出现，不仅为公众所接受，大多数媒介工作者和新闻学者也予以肯定”。应该说，作为一种治理技术的舆论监督总体上是符合传媒新闻实践总体特征的，但在南都深度报道的生产实践中，其发表的诸多重大报道（如“孙志刚事件”、“妞妞事件”报道等）都具有超越政府内部行政治理技术的特征，而真正带有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功能，其基础恰来自编辑部和从业者面对政治控制的相对自主性，本节概括的“策略突围”便是超越“治理技术”的具体方式。
有必要说明的是，“策略突围”的“策略”并非静态不变，“突围”结果也会因政策的收紧或放宽而有所差异，尤其在政治控制相对较严的敏感时期，深度报道从业者要非常审慎，这个时候突围的代价就会很大，自我审查的情况就会相对频繁。一位记者曾这样向笔者描绘南都深度的变化[35]：“2006年更强调文本，从2007—2008年开始更追求速度和事实清楚，对文本不太追求，一则因为善于文本的老记者相继离开，二则出于跟网络媒体和同行竞争，不少报道晚一两天就没市场了。此外，网络封杀的加剧，也使我们必须在速度上有所加强。”他认为，2007年是南都深度报道的一个分水岭，针对外部监管的加强（新闻禁令的限制、地方官员的批评），集团和报社出于安全办报的考虑，致使很多敏感的深度报道发不出来，曾一度影响记者的工作积极性。
2008年4—5月，南都由于发表了一篇关于西藏问题的评论和上海大学某教授关于“天谴论”的观点，引起有关部门的批评和某些同行的攻击，这个阶段，报社管理层就需要暂时放弃策略突围而适度自我审查。4月6日，原计划要发一篇新疆反恐的稿件，晚上12点多，领导决定压下来；次日傍晚6点多，领导觉得可以发稿，编辑又对稿子进行删改处理；晚上10点左右又决定不能发，“理由是考虑到最近报社因为西藏的问题受到很多攻击，在新疆方面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了”。于是，同一篇稿子连续两个晚上拼好了版又被撤，编辑对此发帖抱怨，报社管理层这样解释和安慰她：“在这时候，出于对时势的分析与把握，南都需要在四五月间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若再成为各方‘焦点’是非常不利的，由此我决定此稿不上……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埋首于这座大楼里安然地在‘南都’的名下办报，并没有享受什么‘最惠国待遇’。”他认为，如果深度报道记者对基本的氛围、纪律、禁区都不了解，结果只会是让自己的空间更加狭小与无措。
因此，策略突围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一种意识，一种新闻生产过程中对真相的诉求和对自主性的维护。其实，策略本身是可以顺势而变的，暂时的自我审查只要不影响其立场和价值观，则并无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