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层次：主流品质及报纸性格塑造

一般来说，评论对报纸的作用有三：确立个性的重要手段，体现报纸的形象与职责，整个报纸工作的向导（李良荣，2003：135）。如本书第二章分析南都发展历程中所指出的，开设时评版是南都向主流大报转型的重要举措，时评与深度报道共同构成了南都由小报向主流大报转型的标志性产品。无论其主流化转型是否成熟，南都时评都在现实意义上矫正了报纸早期通俗、娱乐甚至煽情的内容风格，体现了报纸的主流风范。

从组织层次看，时评是南都主流品质的重要标杆之一，对提升整张报纸的内容品位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了报纸在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之间的有效平衡，使南都的产品结构趋于完善；在“彭水诗案”等一系列重大报道过程中，发出组织、公众和精英的多元声音，强化了报纸对新闻事件、公众舆论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凝聚了一批既具思想又善于公共表达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场域中建立了良好口碑，形成了报纸独特的文化资本和品牌价值……这些都是报纸主流品质的重要体现。

除了这些相对显形的意义之外，南都时评还对报纸的内部价值观塑造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编辑何雪峰看来，评论是南都的旗帜，其作用不仅在于对外表达本报的立场，也在于对内塑造本报的性格。“我们强调，编辑、记者要读我们的评论，要通过评论引导编辑、记者懂得常识并用常识去思考，要促使从业者去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这不仅是读者的事情，也是编辑、记者的事情，但这是个自愿过程。如果这种取向形成、报纸的性格塑造完成，我们报纸就有了核心的理念和竞争力。”^[31]他以评论部针对阿星杀人报道所发的社论为例这样阐述：

阿星是一位来自贫困小山村的打工者，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很多老乡都在深圳做“砍手党”，他不愿意做，宁可打工领很少的工资，但因为被开除产生报复念头，杀了工头。阿星主动联系了记者，希望能够陪他去自首。记者陪他走进公安局。即使你不断告诫自己理性、超脱和独立，还是无济于事。这个报道体现出这样的导向：阿星杀人是社会的悲剧。但我们要注意两个细节：第一，阿星并没有走到绝路，即使克扣2 000块工资也不至于走到绝路而杀人；第二，我推测他性格里包含着暴力，杀人更多是冲动。他杀了人，还约《中国青年报》记者谈事情，没说杀人，很冷静。后来，才跟《南方周末》联系的。从这两点，我个人判断，把阿星杀人说是社会的悲剧是很勉强的。此外，这个报道的倾向跟我们编辑部强调的法治精神是相违背的。如果对阿星杀人不从法治角度而只从悲情角度去理解的话，对社会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报道见报第二天（2005年7月12日），我们就发了篇社论《阿星杀人，不要让悲情遮蔽血腥》^[32]。阿星杀人有悲情也有血腥。这个选题是庄慎之建议的，社论是刘天昭写的，内容是社论会讨论的，标题是李海华提的。我们知道记者未必认可，如果他们都认可，我们就未必要发这种评论。这种做法是有意识的平衡，既引导读者，也引导编辑、记者。后来，《中国青年报》刘畅（2005）也发了个评论，基本意思一样。

与阿星杀人报道相似的还有一个例子（艾晓明、许燕，2004）：2003年“非典”期间，南都报道SARS首例病人周先生时用了“毒王”一词，意指他第一个感染病毒，又将病毒传染给旁人。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读到这篇报道时“非常震惊，觉得这是非常歧视的”，立即写了篇评论《提倡关爱，反对污名》，指出“毒王”这样的称呼不是把患者当作可尊敬的人，而是当作某种“病源”：“正如我们不能把艾滋病患者称为‘病毒传播者’一样，在突遭疾病袭击时，首当其冲的正是病人，他们不是祸害之源，恰恰是受害者。”此文很快被时评编辑束学山选中在2004年4月26日的来论中予以发表，对南都记者矫正新闻报道中的不当观念无疑是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