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的话语建构[27]
西方对“主流”内涵的阐释呈多元化态势[28]，中国对“主流媒体”的探讨也表现出多元化视角和差异性理解。概括起来看，这些对“主流”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党报是最典型的主流媒体，强调其对政治资源的拥有、权威形象的塑造，与新闻业总体性的制度特征、党报承担的宣传角色以及报业改革过程中党报所占的特殊地位有关。持这种观点的除少数学者外，主要是各级党报或报业集团的管理层。例如，2004年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报告列举了主流媒体的六条标准，包括：承担喉舌功能，有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体现并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具有较强公信力，影响多数人的思想和行动；是历史发展主要脉络的记录者；基本受众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具有较大发行量或较高收听、收视率。依此标准，课题组将中央级新闻媒体、各省市级党报和大型新闻网站作为主流媒体（新华社课题组，2004）。
从党报的功能定位和发展历史看，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从未改变。早期行政命令式的新闻机制，促使党报等喉舌媒体成为事实上的主流媒体。作为党组织的喉舌，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29]。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党领导的第一次新闻改革从根本上确立了党报的喉舌定位和党性原则。由此开始，无论革命或建设时期，党报都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者、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成为传媒领域中最受行政保护和控制的核心资源，也在数十年内保持着最高的发行量和最强大的影响力。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传媒的大众化、市场化改革，党报曾经长期拥有的垄断市场逐步被新兴的晚报、都市报分割或取代，其发行量普遍下滑，影响力日渐式微。即便如此，从行政背景、权威发布等角度看，党报依然拥有相当的优势资源。不少学者将党报界定为主流媒体，也主要从其耳目喉舌的定位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使命角度出发。
第二种观点，强调衡量是否是主流媒体应该倾向于经济指标，即更多地从报纸发行量、广告额等数据来评价其竞争能力和市场地位。持这种观点的除一些学者外，多为市场化报纸的领导者，他们将“主流”理解为商业报纸的实力与规模。例如，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总经理陈君聪认为，判断一个地区主流媒体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发行量是否在该地区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即具有较竞争对手高得多的市场占有率”（陈君聪，2002：67）；周胜林（2001）在论及主流媒体必备条件时指出，“应有较大的发行量、收视率……应有较多的广告营业额”；喻国明（2003）对主流媒体的界定也是从媒介经济学的角度切入，指出“传媒经济就是影响力经济”。
第三种观点，更多业界及学界人士在使用“主流”概念时侧重强调报纸的社会影响力，虽然没有明确强调报纸在经济或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却包含着对报纸读者素质和数量、引导舆论和政策功能等方面的高期望。这种观点认为，主流媒体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其影响力，这也是报业核心竞争力所在。这种观点看重报纸社会功能的发挥，注重报纸在设置议程、引导舆论、影响政策等方面所能释放的能量。相关论述如：“所谓‘主流’，实质是指报纸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孙玮，2005）；“主流媒体是指以吸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受众（主要指那些具有较高的决策话语权、知识话语权和消费话语权的社会成员）作为自己市场诉求的媒体，即以质取胜的媒体”（龚立堂，2003）；以质取胜的价值指向导致主流媒体的本质“是以它的思想影响力受到社会主导阶层的关注，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每天必阅的媒体”（刘建明，2004）；判断主流媒体的众多标准核心是“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权威＋市场”，是报纸的权威性和市场性相结合的产物（罗建华，2004）；影响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面向社会主流受众”，“代表社会主要思潮”，“体现主流观念”，并且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30]。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国内语境下的“主流”内涵的建构主要呈现出三种话语方式，即：以党报为代表，强调媒体舆论引导的功能和权力中心的地位；以市场化报纸为代表，强调媒体在大规模发行量和广告额基础上建立的市场规模；以影响力为核心概念，试图糅合针对读者的经济影响力和针对政府的政治影响力的社会影响力。
因此，探讨主流媒体或都市报主流化相关问题时，必须明晰“主流”的不同内涵以及分析时交错混用的实质。
笔者认为，这三种关于“主流”含义的探讨中，第三种比较妥帖且符合实际。真正的“主流”应该既包含政治意义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更包含经济意义上针对主流人群的影响能力。《南方都市报》所追求的“负责任的主流大报”的“主流”内涵也恰在于此。
主流强调的是主流价值观，覆盖主流人群，具有主流影响力。所谓主流价值观，就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包括党的方针、政策等；此外，主流价值观也必须有代表性、普遍性和先进性。主流人群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从政治概念看就是党政干部、领导机关和上层人士，从经济概念看就是白领人群。主流影响力是在高端人群中有影响力，而非底层。报纸的发行量不是越大越好，而要追求影响力越大越好。[31]
实际上，以上三种对于“主流”内涵的不同界定，反映了都市报从业者、研究者不同的话语建构意图。党报的管理与实践者，从维护自身权威、确立存在合法性的角度，自然要坚持强调主流的政治权威，因而，更多从政治资本的积累及维系来确立评判主流的标准。而都市报的运营者，主要依据发行量、广告额等经济效益来评价主流，实际上就是在政治资本稀缺的劣势下，更加强调自己的优势资源——经济资本，并以此来强调自我的主流。而作为研究者，恰因为利益诉求、观念体系、所持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建构主流话语的不同标准。至于第三种强调社会影响力的主流话语，则体现了前两类话语建构主体试图碰撞、交融的尝试，尽管让“主流”的内涵模糊、不确定，但至少可以各取所需，避免话语分割。
话语建构的不同，其背后的实质是建构话语主体的利益诉求的差异。这三种关于主流的内涵话语，体现了党的新闻事业、市场导向新闻业等不同新闻生产范式（journalistic paradigms）投诸新闻实践所形成的不同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陆晔、潘忠党，2002），同时，都是都市报主流化理论探讨和新闻实践的价值呈现，其无论在概念层面或实践层面上彼此都无法完全割裂。在都市报主流化的热潮中，这些价值标准或交错或模糊地使用，共同建构着本土语境中对“主流媒体”概念的现实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