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层次：对同类报纸的借鉴和支援

国内多数都市报仍停留于市民化、小报化的风格，同城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严重的同质化现象，都将促使其开始“第二次创业”（童兵，2005）。在寻求突破困境的对策中，《南方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型将给同类都市报的二次创业提供了经验参照，而其时评的系统实践也对同类报纸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较之以往中国报纸的评论实践，《南方都市报》时评版具有系统化的创新特征。这种特征至少体现在：第一，在国内都市报中率先设立时评版，第一次将时评文体以专版、对版、整版的形式进行操作，在系统化实践方面开了先河；第二，通过多年的不断调整和积极探索，形成了社论、个论、众论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的操作形态，将时评问题的一般性（新闻性、专业性）与特殊性（积极、稳妥、有见地）结合起来，形成鲜明的公共取向及比较成熟的文本特征，为国内其他报纸的时评实践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范例。正如《南方周末》在2004年“致敬中国传媒”中将“年度时评表现”授予南都时给出的理由那样，“与其说该版块的亮点在话题上有诸多突破，不如说它的主要成就在于时评形态的创新和版面的规模上”^[33]。

接受笔者访谈时，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将南都时评文体的实践和示范意义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在全国较早地掀起新中国第二轮报纸时评的高潮（继《中国青年报》开创“冰点时评”后），而且“社论／来论”的对版形式有现代感，在同行中处于领先位置；第二，在南都的改造和发力下带动同行的时评发展，如《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也促进了《新京报》时评的改变，“此前是南都的拷贝，现在《南方周末》也增加了专栏个论，跟我们共享作者”；第三，南都作为评论阵地，满足了一些精英清晰的表达诉求，“在一定程度内确保在当局能容忍的空间内最大限度地发言，至少也替全国报纸的评论在探试边界”^[34]。

以上海文汇新民报业集团下属的都市类日报《东方早报》为例，该报自2005年年中推出时评版，逐渐从一个版增加到两个版（14A—15A版），包括“评论／来信”和“社论／来信”两部分，前者设有《东方评论》、《来信》、《编者的话》和漫画等栏目，后者设有《早报自由谈》、《国际时评》等。从版面定位、栏目结构上看，《东方早报》时评的版面形态与《南方都市报》非常相似，都力图兼顾社论（本报专职或特约评论员）、来论（普通读者）和个论（专栏作者）三种时评形式。此外，国内都市报真正专注或着力开拓时评版的并不多，时评同行之间的交流合作十分紧密，他们在题材、作者、经验等方面都会有所共享。以《东方早报》2005年10月18日的时评内容为例，《东方评论》文章《“神六”归来，探索未知征程永无止境》作者杨耕身就是原《南方都市报》时评版编辑；专栏文章《“打拐困局”就像开着水龙头拖地》作者王琳、《政府不能旁观“跨行查询收费”》作者曹林也是《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者。谈及时评的空间拓展，《东方早报》评论版负责人认为：“个体不能走得太快，应该集体往前走。底线大家都清楚，你一过线会对整个全部收拢。”^[35]由此可见南都与同类报纸在时评版实践过程中的精神呼应和资源互通。

据笔者观察，国内都市报的时评操作主要呈现两种模式：一是价值判断，主要通过对新闻事件的评论来不断阐释、重申常识，注重借助事实来进行启蒙，向公众传播民主、自由等现代意识；二是专业判断，主要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对新闻事件进行专业点评，以相对通俗的语言来剖析比较专业的知识和问题，注重的不是观念启蒙，而是专业解析。南都时评尽管两者兼具，但比较侧重前者，而《东方早报》时评比较重视后者。实际上，两种模式各有利弊，过分强调价值判断可能导致“说来说去都是同样的道理”，而只走“专业路线也有弊端，例如很多专家使用的大量数据不合适，所写的稿子过于专业，会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36]。不过，就政策风险而言，后者是更加安全的选择。

除上述对同行报纸时评操作的借鉴意义外，倘若将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时评生产实践置于娱乐化的媒介景观中，还具有优化报业结构及功能的积极意义。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2004：106）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认为，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的舞台。他引用英国小说家赫胥黎的寓言来表达对电视文化的担忧：人们会逐渐爱上、崇拜那些使我们失去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我们的文化可能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的庸俗文化，人们可能因为享乐而失去了自由。其实，不仅电视，网络在给受众带来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在日益剥夺受众阅读的时间和兴趣。在波兹曼看来，只有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大报才散发着震撼人心的魅力，这种“阐释时代”的绝唱就像歌手临近死亡时的歌声那样最动听、最优美（孙玮，2005）。从这个角度看，《南方都市报》作为拟向《纽约时报》吸取其精华的中国报纸，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其时评在促进公众思考和阅读、平衡报纸的娱乐与严肃方面同样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