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意义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是密切相关的，达成目的才能实现意义。本书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希望通过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从编辑部组织层面对《南方都市报》进行考察，探讨其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解读《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新闻生产的场域特征，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知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新闻改革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勾连。同时，结合其主流化的转型策略和趋势，探讨市场化进程中媒介坚守公共利益的路径、提供高质产品的策略，可能给我们思考中国传媒的发展方向提供有益的参照。

这种针对《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新闻生产的个案研究，按照曹锦清的观点（2003：1），所确立的第一个“视点”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两个“视角”，即“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1]。借助这种“视点”，笔者希望实现潘忠党等所描述的研究意义：“未必向某机构或组织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或发展设想，但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对现实的理解、一条思考的路线。”（潘忠党、王永亮，2004）

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整个70年代，传统的功能主义研究的权威地位遭受了严重挑战。“许多媒介社会学家开始丢弃功能主义的遗产，尽管他们的理论渊源不同，揭示新闻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雄心壮志有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把目光聚焦于新闻的‘生产’上——新闻是被制作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媒介组织绝非一个中立的新闻转运站。”（黄旦，2008：16）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相继诞生，如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的《做新闻》（Making News:A Stud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1978）、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NBC Nightly News，Newsweek and Time，1979）、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的《全世界在观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1980）等，本章将在后文概述这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这些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体现出从传统功能主义向社会建构主义的明显转向。“假若功能主义倾向于自然主义和客体主义，强调社会整体重于个体组成部分……那么，在建构主义眼里，人就是具有理解力和创造性的主体，而不是被外在社会结构体系所决定所驱使的角色。”（黄旦，2008：17）

本研究将研究问题聚焦于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按照传统功能主义的取向，很容易将南都新闻生产的文本特征、价值取向简单归因于组织外部偏中观、宏观的社会控制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新闻政策等）。依据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这种阐释显然是表面的、肤浅的，而且忽视了作为新闻生产的主体——从业者和组织的能动性，过度强调结构对实践的决定性作用，看不到实践对结构的反作用。因而，采用人类学方法的好处在于：深入媒介组织内部，观察新闻生产过程，比较细致地揭示出作为主体的媒介组织和从业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是如何被社会控制因素影响，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控制因素的。

采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南方都市报》，既是新闻生产研究有效而通行的方法选择，也是从功能主义转向建构主义研究的实践尝试。目前，中国大陆采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新闻生产的学者还比较鲜见，从编辑部组织层面切入的相关研究更是几乎空白，少数学者所做的研究也主要只采用深度访谈法，而绝少采用实地观察法——运用这种方法通常面临的主要障碍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必须获得研究对象的充分支持，恰如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等所言（2004：337），“接近新闻组织是件很困难的事”，20世纪70年代许多媒介组织都曾“后悔自己曾与研究者眉来眼去”。采用实地观察法，学者必须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媒介组织内部进行自由观察，要与媒介组织保持友好而信任的关系，但又能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足够的距离感。

本书初稿为笔者2006年年初在复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张志安，2006），属于国内最早一批以人类学方法考察新闻生产的尝试。这种建构主义的路径尝试，依据黄旦教授（2008：26）的观点，有利于开拓国内传播研究的眼界，使我们发现“日常实践和生活的经验、事件、习惯、规则等等，可以成为分析的材料……这样，研究和生活实践就不是两张皮，更不是研究者独上高楼、青灯黄卷、冥思苦想，而是在多层次上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因此，本书研究问题的确立、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研究取向的选择均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