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控制：模糊与清晰

如前文所述，南都编辑部在新闻生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所包含的真实、独立、客观、理性等原则，均反映出其日益清晰的专业理念和实践规范。就其发展过程看，这种编辑部自我控制的因素对新闻生产的作用最为直接，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程益中、杨斌、庄慎之等管理层的新闻理想及操作方式决定的。当然，这种组织内部的专业控制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同样经历了从业务操作原则向专业主义理念转变、升级的嬗变过程。

学者陆晔和潘忠党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既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又是一种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同时，它还是一种与市场控制和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通过媒介社会学方法的考察，他们发现，现实语境中专业主义的话语实践是碎片的和局域的，作为专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专业主义在中国仍然是奢侈品（陆晔、潘忠党，2005）。

笔者在南都调研过程中，也大体见证了这种专业主义话语的碎片和局域呈现，但较之于其他同行媒体，南都编辑部内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更加积极、活跃、清晰，甚至是相对整体的、系统的。从基层编辑、记者到中层主任、高层管理者，基本专业理念的认同和价值观比较趋同。可以说，专业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主导着南都新闻生产的全过程。

一些内部资料显示，以程益中为核心的南都管理层对怎样提升都市报的话语权、发挥促进社会的功能有着强烈的诉求，对同质化竞争背后都市报“边缘”的权力地位有着清醒的认知。前文已述，“主流”在现实语境中呈现出舆论引导力和市场影响力两种取向，前者以党报为代表，后者以都市报为代表。如果从媒体的行政级别来看，党报显然在权力中央，都市报则在权力边缘。在南都的主流化转型过程中，程益中对寻求话语权力和媒体权力中心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而“不即不离”的关系原则正是这种转型的结果。在他（程益中，2002）看来，南都早期采取的彻底市场化与传统机关报格格不入，既成为传统报业体制的破坏者，又成为旧有社会秩序的边缘者，经过磨砺和锻炼的《南方都市报》要从“在野者”向“在朝者”转变。“从前我们是英勇（当然有时也不免鲁莽）的破坏者，现在我们要学会去做一个智慧的建设者……在报业市场上，当我们的价值成为主导价值，我们的规则成为主导规则的时候，我们要习惯从媒体权力边缘直奔媒体权力核心。”这段话为我们解读从业者的专业控制、职业诉求如何促使报纸向主流转型提供了直接的注脚。

必须强调，上述三种控制因素的分析是相对独立和割裂的，现实的新闻生产实践证明，这些动因对南都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段、不同层面发挥着不同作用，而且始终是综合的、协同的。《南方都市报》向主流转型的过程，以及“不即不离”独立意识的形成，都是这些内外部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其中，专业控制是最直接的内部控制因素，而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则是两种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这两种外部控制因素，即潘忠党概括的“党-政府和市场力量”在中国传媒运作中是以联姻方式普遍存在的，“在目前及最近的将来，我国传媒的历史叙事都将会在这种联姻的逻辑框架内被建构，历史也将会继续在由此构成的局促的传媒舞台上登场”（潘忠党、王永亮，2004）。在这种动态关系的互动中，最终以怎样的策略寻求平衡，下面这段话也许能给出部分答案：

作为现代报业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方都市报》要追求经济效益，前提是不妨碍社会效益。一旦报纸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我们能够做到毫不犹豫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绝对不会为了经济效益而牺牲社会效益。因为我们认识到，没有社会效益，报纸最终会失去人心和公信力，而失去人心和公信力的报纸绝对不会有长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科学的。我们的秘诀就在于我们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良性互动。（程益中，2002）

可见，在三种控制因素对新闻场域的影响中，政治控制既是不断博弈的对象又是必须坚守的底线，经济控制反映着南都与集团的协商互动，而专业控制则是常规新闻生产的主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