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新闻场域的实践惯习
在广州报业新闻场域和南方报业集团新闻场域中，南都可以被视作一个特殊、独立的行动者，而在南都新闻场域内部（尤其在2004年以前），总编辑程益中则是行动者群体中的核心。无疑，他拥有最高的决策话语权，也对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2004年发生“南都案”[55]后，这种高度集中的话语权有所分散，包括庄慎之在内的管理层以集体的姿态逐渐成为行动者的主体，也以组织的形态更加直接地形塑着南都新闻场域的行动策略——惯习。
任何新闻场域中的生产惯习都既具有感性也具有理性的一面。非理性的因素，主要是被结构所决定的无意识；而理性的因素，则主要来自资本争夺中的策略。用布尔迪厄常用的矛盾修饰（oxymoronic）来表达，就是“无意识的策略”，换言之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刘海龙，2008：407）。
回顾南都新闻生产从另类到主流的过程，不难发现，其生产惯习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初期坚持“市场导向新闻学”的生产路径，主打煽情、低俗的故事化新闻，然后逐渐回归新闻专业主义的生产路径，更加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中立、理性、全面。同时，系统化的时评实践给公众，尤其给社会精英提供了社会启蒙的公共平台，也体现了报纸对“文人论政”的士大夫传统的实践。而大量调查性报道的推出，则体现出比较强烈的“社会参与”导向，实践舆论监督的过程，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参与性新闻生产的价值取向。因而，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背后，其生产惯习的变化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单一变得多元，从记录者走向影响者。
南都新闻场域的生产过程中，其自主性的争取和扩大，构成了对他治性的挑战和改变。通俗地说，南都的新闻生产呈现出与党报不同的功能取向：并非宣传，而是记录、监督、参与和影响。布尔迪厄曾指出，在他治性的知识场域中，“政治正确性”的外部规则内化为知识场域本身的规则，成为竞争的首要资本。“知识分子在与这种规则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惯习，可称为‘创造性遵从主义’（creative conformism）。”他认为，严格而保守地遵从意识形态标准是获得“政治正确性”资本的首要前提，但在资本竞争中，简单凭借“盲从”或“效忠”策略未必能够获得优胜位置，“个体要在场域中提升自己的位置仍然需要积极地介入，仍然需要高度的敏感性、创造性、智慧和战略……最具创造性的遵从主义者获得了更多的资本而享有最高的特权；被动型的遵从者默默无闻；而那些‘非遵从主义者’或者创造性失误的遵从主义者，则成为场域竞争的牺牲品”（戴维·斯沃茨，2006：260）。
南都新闻场域的生产策略恰好体现出这种创造性遵从主义的典型特征：将来自政治控制的必须遵循的安全底线，内化为新闻生产的基本规则，但并不以盲从或紧贴的姿态来获取政治资本，而是以敏感性、创造性、智慧和战略来争夺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这种创造性遵从主义正是南都新闻场域在历史建构过程中十分典型的生产惯习。当然，这种场域争斗的游戏是十分激烈甚至残酷的，2004年“南都案”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南都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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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笔者试图将南都报社作为一个整体性、组织化的新闻场域来进行历时性分析，关注其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中，新闻场域自主性的变化（权力的空间位置）、资本力量的争夺和转换、生产惯习的典型特征等。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南都新闻场域距离权力场／政治场的位置，不是更远了，而是更近了，在整个集团新闻场域中的位置也逐渐从边缘向中心转移。此外，其整体的生产惯习糅合了新闻专业主义（以深度报道为主）、市场导向新闻学（以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为代表）、文人论政传统（以时评为代表）的多元特征，具有分裂感和糅杂性，但拥有公共意识和独立立场的诉求和指向也非常明显，其新闻场域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强，获取这种自主性的过程就是对各种类型资本（主要是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不断争夺、转换的结果。
从研究者自反性的角度看，笔者对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分析及特征阐释，在区分行动者话语建构与实践行为时还比较模糊，或者较多援引新闻场域中的行动者（程益中和他的同事）自身的话语建构，而相对忽略从实际的生产文本、动态的生产过程去检验其场域特征。此外，笔者进行第一次调研时，程益中因2004年“南都案”去职不久，其建立的专业话语和场域特征，对当时的南都尚有比较强的延续性影响。此后，南都的管理逐渐告别“强人政治”，恢复常态化的组织治理。本章分析主要侧重南都主流化转型早期的场域特征。
【注释】
[1]详见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Richard Nice，tra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chapter 2。
[2]详见杨继绳：《试论新闻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新闻记者》1988年第3期。
[3]陈怀林、陈韬文：《鸟笼里的中国新闻自由》，载何舟、陈怀林：《中国传媒新论》，太平洋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0—63页。
[4]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本书所有访谈资料均以“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时间，地点／形式”注明。
[5]有段时间，《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曾被作为南都是一张小报的证据，在报社内部引发争论，但在当时确实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对这个时期采写的大量新闻连载作品，后来担任《南方都市报》编委的谭智良曾说：“这些作品从现在的眼光看来，可能有一些值得商榷与反思的地方，但当时真的给了我无限的热情、创造力与信心。”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5页。
[6]记者邓世祥等为写这篇报道，采用暗访、偷拍等手法，冒着生命危险。报道刊发后，曾接到恐吓电话和匿名信。当时，南都有一批像他们这样的草根记者，不怕吃苦，肯冒风险。“1998年，《南方都市报》仿佛是一个山寨，闯荡江湖的好汉在这里聚集。这些有理想的记者也被人称为‘流浪记者’。”他们中的不少人租住在城中村里，每月只有1 000多元月薪。此后，南都曾做过一系列揭黑打假题材的报道，比如暗访血头操纵盲流“献血”、暗访广州医托黑幕、曝光深圳黑豆腐等。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7、53页。
[7]这一阶段，南都除从南方日报社内部挖人外，大量招募“流浪记者”，有的大学出身，有的高中毕业或工人出身，还有公务员。一直无法请到名编名记，反而请到各种各样的“怪才”。曾任《新京报》总编辑的杨斌曾感叹：“没有都市报的宽容，就不会有像我这样的‘流浪记者’的今天。”报社内部的用人之道不拘一格，氛围自由而宽松。这种状况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创办初期资金匮乏、实力弱小决定的。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7页。
[8]香港的《东方日报》有专门的“港闻版”，用一图一文形式报道各区发生的大事小事。南都“街区”版的概念来源于此。由于最初确定的版式风格对新闻条数有明确规定，又需要庞大的通讯员队伍，因此，“街区”只维持了不到半年即告停止。后来，再度恢复，成为“广州新闻”中的固定版块，但形式上不再固守一图一文的格式，而采取跟其他版面基本一致的风格。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9]这种另类文风从程益中在文集《你嘴上有风暴的味道——“五文弄墨”足球狂想录》序言中的一段话可见一斑：“六君子写‘五文弄墨’就跟我两岁半的儿子大便一样利索和富有快感……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闲庭信步，曲径通幽。满台摇滚，一地鸡毛。东邪西毒，神雕侠侣。旁敲侧击，暗度陈仓。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犯上作乱，离经叛道。”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10]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程益中针对这种“另类”策略曾说：“在《南方都市报》刚刚问世的时候，我们不断寻找和张扬与同类其他报纸的差异性，通过差异性谋求市场进入，实现生存价值。不断告诉读者，我们跟它们划清界限，你有必要在读它们的同时读一读我们。”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11]为配合这项领导体制的出台，南都报社下发了《关于南方都市报领导体制改革及领导班子安排的决定》。改革前的管理体制主要是以主编为领导的编委会负责制；改革后强化了经营和行政的管理职权，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建设。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笔者2005年8月在南都调研时，从一位高层处获悉：在社务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中，编辑委员会所占比例偏大，行政和经营部门负责人的作用还需要不断提高，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职能。
[12]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
[13]参见《南方都市报》2000年10月11日第A17—A24版。
[14]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
[15]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
[16]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2004年12月31日第80版《年度词典·2002》。
[17]南都总编辑王春芙介绍说，如果他在广州，天天晚上9点多钟都会看看时评的稿子。“省委书记张德江的秘书告诉我，书记经常看我们的社论，给我们的压力更大。我们的时评时效性很强，可以第一时间给读者以我们对新闻的观点。时评大大提高了南都的格调、品位，吸引了大批高端读者和人群。”
[18]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
[19]2003年4月1日，南都深度推出的《对话》栏目定位于采访新闻人物，挖掘和展现其复杂的心路历程和精彩的内心世界，“确立了都市类报纸在此类型报道中的一个典范”。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20]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
[21]访谈资料，南都行政副总监刘庆，2009年4月20日，电话。
[22]参见任天阳2008年竞聘上岗演讲稿。来源：《南方都市报》内部网。本节中关于南都管理层的演讲稿均同此。
[23]据南都副主编崔向红在2008年竞聘上岗演讲稿中介绍，2006—2007年南都的新闻产品有不少亮点。例如，本地新闻方面，发表了广州BRT调查、深圳公交降价等报道；策划报道方面，推出了唐山大地震、《十年》特刊、深港关系四百年等；深度报道方面，刊载了“彭水诗案”、“高莺莺案”、中日融冰之旅高端访谈、中国水危机等系列报道。其中，“彭水诗案”被司法部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典型案件，获得2006南都新闻年度大奖。
[24]除内部网外，部分资料援引自广东青年五四奖章官方网站上有关提名奖获得者庄慎之的介绍资料。
[25]访谈资料，南都行政副总监刘庆，2009年4月20日，电话。
[26]此分级考核规定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
[27]此节参考张志安、瞿旭晟：《试论都市报的主流化——兼评〈南方都市报〉的转型》，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5年。
[28]据不完整的梳理，西方新闻业（主要指美国）对“主流”（mainstream）的探讨有多重价值取向，例如：（一）以是否坚持自由的价值观为区分标准，将“主流”指向坚持自由主义传统的媒体。这种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主要以媒介组织的价值观来确定，“主流”往往指向所谓的“自由”（liberal）传统，而“非主流”往往指向传统、保守的价值观念。“自由偏见”（liberal bias）是这类讨论中对于主流媒体最常见的批判。（二）以媒体受众群的语言差异及数量多寡为区分标准，将“主流”指向英语媒体。在这种界定取向中，与“主流媒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族裔媒体”（ethnic media）。这种划分标准尽管同样包含价值观的因素，但主要指以语言为基础形成的媒体差别，即各类少数族裔使用的媒体与传统白人主要使用的英语媒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三）与第一种划分标准相似，同样根据价值观来区分，但指向却完全相反。这种划分方法中，与“主流媒体”相对应的是“激进媒体”（radical media），即被认为是一种大众传播极端民主化的表现形式。那些很难在主流媒体发言的人们，可以借助此类激进媒体的渠道，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除这三种价值取向外，关于“主流媒体”的内涵界定中，最常见的对应概念是“小报化”（tabloidization）。两个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反映出新闻业自身操作理念的差异：主流新闻业坚持“以事实为基础”的报道传统，而小报化风格则“从来不让事实成为好故事的障碍”。
[29]参见《从何着手？》，《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30]更多阐述参见胡文：《对主流媒体的一些探讨——从几家市党报的重新定位谈起》，《新闻知识》2002年第10期；任琦：《走向主流媒体？——看都市类报纸的转型》，《中国记者》2003年第1期；邵志择：《关于党报成为主流媒介的探讨》，《新闻记者》2002年第3期；等等。
[31]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
[32]访谈资料，南都副总编辑夏逸陶，2005年8月12日，广州。
[33]访谈资料，南都原总编辑程益中，2005年8月8日，广州。
[34]这一价值取向在分析《新京报》这种所谓都市报与机关报融合的新型报纸时同样具有说服力。其“发刊词”中强调“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更多意义上强调了报纸的公共职能。考虑到《新京报》与《南方都市报》的精神和价值勾连，南都主流诉求中包含的政治诉求同样从《新京报》上可见一斑。
[35]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编辑卢斌，2005年7月18日，广州。
[36]此节有关发行量和广告经营额的各年数据主要来自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37]南都经营部门非常注重与采编部门配合，通过策划特刊来增加广告收入。例如，2000年9月26日200版的《国庆消费特刊》，版面广告额首次达到600万元；12月29日推出的《中国财富白皮书》，日广告收入达到800万元。
[38]报纸的广告经营额一般按刊登广告版面的金额——刊例价——统计而成，实际广告收入一般在50%—60%左右。据悉，南都2000年、2001年广告实际收入分别为9 000万元、2亿元左右。而2004年虽然宣称广告收入达12．7亿元，实际数字约为4亿—5亿元，上交集团利润1．7亿元左右。
[39]表中数据应为南都广告版面营业额，而非实际广告销售到款额。据悉，该报2007年广告实际到款为9．1亿元人民币。
[40]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
[41]据《南方都市报》某副总编辑透露，2004年南方报业集团的总利润达1．6亿元，其中，《南方都市报》交了1．3亿元。根据这两个数字计算，南都所占利润比例为81．25%。
[42]访谈资料，南都原总编辑程益中，2005年8月8日，广州。
[43]同质化竞争容易导致资源消耗、成本提升、机会减少、竞争失序等问题，这也成为促使都市报思变的直接动因。以《华西都市报》所在的成都市为例，该报打造的“市民生活报”模式成功后，引发竞争对手快速跟进与模仿。《成都商报》、《蜀报》、《商务早报》、《天府早报》、《四川青年报》等相继改版，报道风格、版面设置、目标读者乃至广告模式与《华西都市报》逐渐趋同，最终导致七报一面。这种同质化竞争的情况，很快在南京、西安、重庆、北京等城市出现，当然也包括《南方都市报》所在的广州（李鹏、陈翔，2004）。不过，对同质化市场竞争，我们不能简单批评。实际上，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早期创办的都市报拥有了相当规模的经营实力，这也为这些都市报转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正因为同质化所以才要寻求差异化，这种同质化竞争作为外部动力和压力，对都市报走向多元化、差异化提供了直接的驱动力量。
[44]参见《新京报发刊词——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
[45]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
[46]何舟：《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过去、现在和将来》，载何舟、陈怀林：《中国传媒新论》，太平洋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版。
[47]访谈资料，南都副总编辑夏逸陶，2005年8月12日，广州。
[48]访谈资料，南都副总编辑夏逸陶，2005年8月12日，广州。
[49]访谈资料，南都原总编辑程益中，2005年8月8日，广州。
[50]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
[51]访谈资料，南都编委WJ，2005年8月4日，广州。
[52]访谈资料，南都原总编辑程益中，2005年8月8日，广州。
[53]参见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265页。
[54]对《南方周末》这样具有文人论政色彩、精英办报理念的报纸，其文化资本则由新闻从业者相对较宽的视野、较高的知识水平、报社团结和凝聚的专业知识分子等所构成。
[55]2004年1月，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分管社委、调研员李民英，《南方都市报》原副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南方都市报》原副主编兼财务主管邓海燕，先后被广州市司法机关带走。司法调查的缘由为“群众举报涉嫌受贿500万元”。2月16日，喻华峰、李民英二人被广州市东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3月19日，广州市东山区法院一审认定喻华峰贪污《南方都市报》职工奖金10万元，向李民英行贿80万元，以贪污和行贿两项罪名判处喻华峰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其贪污所得10万元予以追缴。“南都案”引起全国范围的高度关注，在国内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引起争议，被视为关乎如何评价报业改革、国企改革中相关分配制度的典型案件。详见龙雪晴：《喻华峰减刑出狱“南都案”翻过一页》，《财经》2008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