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动因分析
关于《南方都市报》时评版设立与发展的动因，上文叙述其嬗变轨迹时已简略提及，比如外部政策环境的相对宽松、时评版面主持者和编辑的专业诉求、稿件生产过程中暴露的现实缺陷（如公民写作的不成熟）、南都自身主流化转型对提升产品质量的需求等。这里，笔者再以编辑部场域为主体，从其组织内部、外部两个角度来对时评创建与发展的动因做简要分析。
作为一个特殊的新闻场域（以生产观点，而非新闻为主），从外部看，时评版主要受制于由广东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等特定的社会状况影响。其中，由宣传管理政策的宽松程度和政府部门的干预强度构成权力关系网络（换言之也叫政治场），对时评生产的空间制约影响最直接；而遍及全国乃至全球的时评作者（主要是各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所构成的文化场，对时评生产的质量和表达方式影响最直接。从内部看，则主要与南都编辑部长期形成的新闻理念、主流化转型的诉求以及时评从业者的职业理念等因素密切相关。换言之，在内部，时评生产是从属于整个编辑部新闻场域的一部分，作为次级场域尽管与社会新闻组、深度报道组等有所区别，但总体的场域结构性特征并无本质差异。
1组织外场域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看，南都时评操作者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有自身的理解和认知，这种判断从根本上决定着其时评生产的价值取向和新闻理念。针对南都时评创办理念与转型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李文凯曾这样概括：“《南方都市报》的时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努力之中……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我们评论所要紧密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这看似有些宏大拔高的定位，其实正是中国现状下媒体的自觉。”他认为，没有完成基本价值取向的最终共识，恰是转型社会的时评有别于其他社会时评的根本所在，南都时评要以建设性的态度与取向为重，也正是转型中国的社会责任所系（李文凯，2004）。
在南都管理层和时评编辑眼中，宏观政治场域的相对宽松是2002年南都时评版得以设立的重要外部因素。时任执行总编辑程益中曾这样形容当时政治气象的开明和舆论管理的放宽：“从整体看，我们国家更开放了，舆论环境更宽松了。进步是不言而喻的，是有目共睹的。越来越多的以前只能在民间传播的消息见诸正规报道。”（李海华，2004：206）时评编辑何雪峰也认为，时评的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整体氛围的适度放松有关。“此外，自由派在民间通过基本的启蒙让大家对常识有所了解，普通读者对整体的转型观、依法治国有碎片的理解，对民主和人权等概念有更多的了解。比如，专制是不对的，官员的胡作非为是不对的。此外，还有南都创办八年来媒体市场的兴起，都市报业的繁荣。这些因素导致第一个原因——为中国造出很多具有表达能力和欲望的人，第二个原因——媒体兴起给他们提供了表达的平台。由此，时评兴起是个必然的事情。”[11]
除了社会大环境构成的政治场域外，广东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又构成了南都时评设立及发展的相对中观的场域，这种以各种权力因素主导、交织构成的区域场域的力量格局实际上在不断变化。其中，相对集中的力量来自宣传部门、政府部门的权力控制，以及地方报业市场竞争构成的经济因素。其中，政治场对时评所处的新闻场域的控制力度最强。《南方都市报》时评版的最终设立，与广东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竞争激烈的报业环境等特定区域的政治场、经济场密切相关。例如，2002年南都正式提出做“主流大报”的目标，与当时广州都市报业的竞争环境有必然联系。如何寻求差异定位、凸显自我优势，在提价、扩版的同时改造新闻产品成为应有之义。
因此，我们大体可以将外部场域对时评生产的影响概括为：政治场与时评场（即以时评生产为中心活动的新闻场）的相对疏离，使其受权力控制的影响相对较小，自主性较之以往有所提高，拥有了更大的发言空间和表达自由，这是其能够创建及持续的关键因素。而经济场与时评场之间既有重叠又有隔离，使时评生产在不自觉的过程中提升了整个报纸的竞争力，却又无须为经济效益而考虑生产导向。实际上，文化场与时评场的交错重叠、关系互动是最为常规而深刻的，时评编辑在日常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将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专业人士等在内的社会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换言之，时评场域既是新闻场域更是知识场域。
2组织内场域的影响
与外部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相比，《南方都市报》编辑部组织新闻场域是决定时评生产这个次级场域的基础因素。副总编辑杨斌认为，2002年时评版设立时，编辑部内部的“小气候”也成熟了。这种“小气候”主要指南都报社规模、人力资源、社会影响等各方面的综合条件。这些条件中最关键的还是报社主流化转型初步成功背后所奠定的专业价值体系。
如第二章所述，这个时期南都新闻生产的重大转向是主流化改造。当时，南都已经在广东报业市场竞争中逐渐站稳脚跟并快速扩张，但早期过度娱乐化、煽情化的报道风格给报纸发展带来了瓶颈和困惑：彻底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与传统机关报格格不入，既是传统报业体制的破坏者，又是旧有的社会秩序的边缘者。“而随着社会秩序的日趋完善，特别是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出现，渴望社会稳定的诉求将越来越强烈，报纸作为媒体的一种形态，其功能除了揭露和监督，更多要向读者提供有用的资讯和阅读上的愉悦，舆论监督只是其中的一项功能。报纸作为社会公器，更应该重视社会秩序的建构。”（戴自更，2003）为此，南都决定进行主流化改造，追求主流的价值观和“对社会发展的持续、深入的推动”（庄慎之，2004）。“没有社会效益，报纸最终会失去人心和公信力，而失去人心和公信力的报纸绝对不会有长远的经济效益。用格调不高、粗俗不堪的东西去作为号召，实际是对读者人格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人格的不尊重，是一种作践他人也作践自己的愚蠢行为。”（程益中，2002）这个时候推出时评版，恰是报纸向主流转型的直接结果，也是其办主流大报的重要标志。
通过上文对南都时评发展轨迹的梳理可以发现，时评操作者的职业理念、专业诉求和人文精神对时评的操作形态、功能定位有直接的控制作用，换言之，时评操作者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南都时评场域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日常新闻生产的从业者主要受到专业主义理念的影响，那么，时评生产的从业者还受到中国近代文人论政传统的影响。作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基本特征，文人论政“一方面延续儒家自由主义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以言论报国；一方面代表转型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他们莫不希望建立现代的‘道统’，促进和监督权力的‘政统’，以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李金铨，2008：20）。正如编辑何雪峰介绍，他一方面比较喜欢阅读《纽约时报100年》、《光荣与梦想》、《美国新闻史》、美国社论撰稿人宣言等书刊资料，以了解西方报纸时评操作的经验；另一方面，更重视阅读张季鸾《1949年的大公报》等有关中国近代报刊的历史资料，而且，“我们的价值判断更多不是来自新闻书籍，而是来自历史类书籍，尤其是近代历史的书”[12]。在他看来，“报人对言论应该有职业追求，像当年《新青年》、《独立评论》、《湘江评论》，都是追求长远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