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性和变动性
场域本质上是多层次、多空间的权力关系，各种对新闻生产可能产生影响和控制的权力相对稳定，但又处于不断变动中。这种稳定和变动可以从两个角度看：
第一，从编辑部场域外部的政治权力来看，稳定的控制形式来自省委宣传部，但深圳、广州市委宣传部同样可以通过不断与省委宣传部汇报、沟通来针对一些具体个案间接发挥作用。大体上，省级宣传部的直接政治控制是稳定的，而市级宣传部的间接政治控制是变动的。
第二，从编辑部场域内部的组织控制来看，高层、中层和基层从业者对新闻进行把关的权力总体是有不同侧重且相对稳定的，但这种把关的权力根本上依然由从业者个体来进行判断和执行。因此，可以进行无形的转换，从而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动。例如，对广告商的利益进行把关，原本是主编的事情，编辑无须考虑，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编辑并不会坚持原则。有编辑曾经这样向笔者介绍：
我原来做广州新闻中的社会新闻，很容易触犯广告商的利益。碰到这种情况，或者我们给广告部打电话，或者广告部打电话给我。有一次，天河城地下停车场有个女的被抢了，我就打电话给广告部副总经理，问他这个能不能做，对经营有没有影响，听说最近报社跟天河城要搞一个活动，就没有在主标题里点出具体地址。之所以有这种意识，是编辑部不断强调的结果，告诉我们，如果有可能涉及广告商的利益就主动给广告部打个电话。深圳新闻这块却不是，如果广告部没有给你打电话，新闻就照上。总体来说，经营部门对编辑部门的影响，编辑考虑的不太多，管理层的压力会更大。[30]
在布尔迪厄（1998：184）看来，惯习“作为一种处于形塑过程中的结构，同时，作为一种已经被形塑的结构，将实践的感知图式融合进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之中”。审视南都编辑部场域日常新闻生产的惯习，亦能发现，其中既有被外在结构、专业规范所形塑的结构性特征，又体现着新闻实践者主观建构和积极行动的立场。按照布尔迪厄（1998：164）的话说，“惯习这个概念，最主要的是确定了一种立场，即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包括暂时性的）的实践活动的方法”。总体上看，结合上述对日常新闻实践的分析和编辑部场域的特征，我们可以将其新闻生产的惯习概括为这些特点：
（1）独立意识。
集中体现在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的关系，报社始终强调“不即不离”，保持一定的质疑。例如，信源的内部的调整和更换，避免与政府部门因太熟而失去相对独立性。
（2）突破倾向。
体现为新闻生产面对政治控制时的主动协商策略，新闻从业者总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把真相报道出来。
（3）故事模式。
实际上，是新闻报道的典型叙事方式，主要为了争取市场，因而强调新闻的好看、好读。故事化作为写作模式是十分明显的。
（4）编营分离。
强调新闻编辑部的高度自主性，使其尽量不受经营业务的影响。这种绝缘有利于保证其新闻的纯粹。
（5）科层结构。
在媒介组织内部纵向的结构性特征，因编辑部的规模庞大和程益中“强人政治”时代的告别，基层从业者的情绪中既包含对理想的坚守，亦有对保障体系的不满和对生存现状的无奈。
这些惯习中既有被结构化的特征，如来自新闻生产的惯例（讲故事等），也有具有结构化功能的特征，例如对专业主义的坚定实践，如独立意识、突破倾向等。故事模式、编营分离、科层结构更多属于新闻生产的类型化、职业化特征，而独立意识、突破倾向则是实在的立场、倾向，这些惯习（habitus）之所以不是习惯（habit），正如布尔迪厄（1998：165）形容的那样，它是“深刻地存在在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art）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说是创造性的）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practical mastery）的意义上来讲的，尤其是把它看作某种创造性艺术（arsinveniendi）”。
总结新闻生产这种具有创造性实践的惯习时，还必须阐释其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与西方话语有着不同的含义。童静蓉在针对《南方都市报》、《楚天都市报》、《人民日报》、《新民晚报》四份不同类型报纸的研究中（童静蓉，2006：112—113）发现：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媒体和新闻业在表达、实践中始终与社会的各种权力进行协商，“对于权力、机构以及行业，新闻专业主义并非绝对的利他性，而是一种控制性策略，其本身是一种权力的来源”。她将中西方语境中新闻专业主义的不同含义概括如下：
表3-2 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中国和西方语境中的不同含义
续表
综合本章对南都日常新闻生产的分析可见，从新闻专业主义的不同层次看，南都新闻场域的生产习性在当下都市报语境中最为接近专业主义的内核：虽无实质的独立地位（产权和制度保障），但有独立的意识和反省能力；虽很难完全避免新闻交易（如经济部的软文报道或整合营销专题策划）或对广告大客户的让步，但尽量可以做到杜绝有偿新闻、保持编营分离，最大可能地保持编辑部新闻生产的自主性；虽强调故事化的眼球效应，却能基本把握和坚守客观、真实、公平、理性的专业规范，而且通过深度报道、时评等高质量产品揭示真相、启蒙公众，体现出主流都市报的社会责任。
【注释】
[1]2007年报社重新进行结构调整，成立时事新闻中心，将新闻按照区域来进行划分，以便更好地加强本地新闻，开拓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新闻。
[2]据悉，《南方都市报A1版块编辑大纲》主要由时任副总编辑杨斌和深度编辑陈志华等共同起草。
[3]访谈资料，南都副总编辑庄慎之，2005年8月9日，广州。
[4]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社会组记者戎明迈，2005年7月15日，广州。
[5]参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15日第A31版。
[6]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社会组记者戎明迈，2005年7月15日，广州。
[7]访谈资料，南都副总编辑夏逸陶，2005年8月12日，广州。她认为，南都一直都在坚持这种独立判断，尽最大努力地坚持。
[8]参见《你可以什么都不是，但必须是一个记者——写在2004年11月8日中国记者节》，《南方都市报》2004年11月8日第A2版。
[9]访谈资料，南都总编辑王春芙，2005年8月10日，广州。
[10]访谈资料，南都原总编辑程益中，2005年8月8日，广州。
[11]访谈资料，南都副总编辑夏逸陶，2005年8月12日，广州。
[12]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编辑唐华，2005年7月20日，广州。
[13]访谈资料，南都编委王钧，2005年8月4日，广州。
[14]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社会组记者戎明迈，2005年7月15日，广州。
[15]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编辑唐华，2005年7月20日，广州。
[16]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编辑卢斌，2005年7月18日，广州。
[17]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深度报道小组记者姜英爽，2005年7月19日，广州。
[18]访谈资料，南都原总编辑程益中，2005年8月8日，广州。
[19]李雅琼：《胡国华：想全部封锁资讯不可能 管理媒体不是什么都不让报》，《南方都市报》2007年2月7日第A04版。
[20]访谈资料，南都副总编辑夏逸陶，2005年8月12日，广州。
[21]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编辑卢斌，2005年7月18日，广州。
[22]访谈资料，南都副总编辑夏逸陶，2005年8月12日，广州。
[23]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编辑唐华，2005年7月20日，广州。
[24]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编辑林斌／罗灿，2005年7月21日，广州。
[25]访谈资料，南都副总编辑夏逸陶，2005年8月12日，广州。
[26]参见《南方都市报》内部办公系统帖子《广州新闻时政记者岗位竞岗通知》，2005年8月10日。
[27]商业化和市场竞争对《南方都市报》处理自身与消息源之间的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英国学者格雷格·菲洛（Greg Philo）针对传媒所受商业约束指出的那样，“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支撑着媒体机构（以及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记者）的日常行为——即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彼此竞争，他们兜售自己的故事，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受众群……他们这样做就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不得不依赖不同级别的信源”（转引自布赖恩·麦克奈尔，2005：69）。在南都的新闻实践中，社会新闻的生产特别明显地体现着这种媒介组织对信源的依赖关系。对社会新闻来说，恰是因为报业的市场竞争使得本地的社会新闻成为各家都市报争夺的目标，由此，社会新闻的消息源对各报社来说就是稀缺资源，需要付出代价来争取。在这一点上，社会新闻与信源的关系，与时政新闻有着较大区别。
[28]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编辑唐华，2005年7月20日，广州。
[29]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编辑林斌／罗灿，2005年7月21日，广州。
[30]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编辑林斌／罗灿，2005年7月21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