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的运用意义及分析方法
华康德认为，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有利于克服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二元对立。“布（尔）迪厄力图克服那种将社会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物理学，要么化约为只强调认知形式的建构主义现象学的企图，他认为化约只会使社会学丧失活力。他本人则采用一种能够同时包容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布迪厄、华康德，1998：4—5）他在方法论上采用“关系主义”，打破要么系统、要么行动者的区分，而强调关系的重要性。而从哲学的角度看，布尔迪厄的理论总体上是一种反思性的哲学。
如前文所言，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一种从结构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向，而布尔迪厄运用场域理论进行分析，试图克服的恰恰是能动／结构、主观／客观的传统社会学分析的二元框架，既关注结构对能动性的影响，也分析个体／实践者的主动性发挥，而且在富有张力的分析、阐释中更深刻、真实、厚重地把握社会实践的复杂形态。“场域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研究范式是以‘实践逻辑’克服‘结构决定论’与‘主观意志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因而在抽象的方法论层面上具有优越性。”（刘擎，2007：254）
针对政治经济学、新闻生产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三种研究新闻生产的取向，迈克尔·舒德森评价说，它们都有各自显著的优点，把焦点放在特定组织并对这些组织中的新闻生产过程进行考察，也都试图抛弃功能主义的路线。“功能主义总是假定媒介必定服务于某些社会功能（虽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尚未完全摆脱功能主义的定位）。”不过，他依然对许多相关的研究感到不满，“功能主义还是尾大不掉，总是强调媒介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服务于社会——以充足的信息武装普通大众，使他们得以维护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迈克尔·舒德森，2006：185）。在他看来，对新闻生产的研究，建构主义较之功能主义具有更强的阐释力。
可见，场域理论对新闻生产研究的适用性。“场域”这个概念被引入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研究中，有助于我们在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的框架下来考察新闻实践活动，更有助于在我们研究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运用建构主义的路径。运用场域理论，既立足于内部，又不忽略外部，充分注重内外部力量的互动，能够有效地促进宏观、微观控制因素在媒介组织这个中观层次上的勾连。恰如罗德尼·本森（2003：2）概括的那样，场域理论至少对欧美传统的新闻媒介研究贡献良多。
首先，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场域”为传统上割裂的宏观的新闻媒介“社会”（societal）模式（诸如政治经济、霸权、文化和技术理论）和微观的“组织”（organizational）研究路径架设了理论与实证合二为一的桥梁。其次，相对于不是集中于新闻机构就是集中于受众（但很少同时集中于这两者）的那些研究，他们的场域理论侧重于两者间的联系。此外，它挑战“被动”-“主动”受众这种二分法，坚持生产和接受周期的预设的和谐。再次，场域理论突显变化的过程，包括媒介场域自身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一个重组的媒介场域是如何影响其他主要的社会部门的。最后，与英-美式的严格区分研究与政治间关联的趋势相反，布尔迪厄、尚帕涅（Champagne）等人建议并实施一个将政治和知识分子行动混合在一起的项目，以此为他们所认定的社会顽疾疗伤。
布尔迪厄在对场域、资本和惯习等概念进行界定时，强调应该使用“开放式概念”。“开放式概念的提法可以始终不停地提醒我们，只有通过将概念纳入一个系统之中，才可能界定这些概念，而且设计任何概念都应旨在以系统的方式让它们在经验研究中发挥作用。诸如惯习、场域和资本这些概念，我们都可以给它们下这样或那样的定义，但要想这样做，只能在这些概念所构成的理论系统中，而绝不能孤立地界定它们。”（布迪厄、华康德，1998：132）
如何对一个场域进行研究？布尔迪厄（布迪厄、华康德，1998：143）认为，至少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20]……其次，必须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在这个场域中，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第三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行动者是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的；而且在所研究场域里某条确定的轨迹中，我们可以找到促使这些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成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机会。”
概言之，本书研究的重点是《南方都市报》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必然要总结其惯习特征（倾向和机制等），在探讨其惯习形成原因时需要挖掘“资本”（或力量）的争夺和转换过程，而考察的背景和结构始终是不同权力和资本分布的特定空间——场域。运用场域理论分析需要不断地进行解构和反思，以体现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精神。
研究过程中，笔者需要具体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首先应该对南都编辑部这样一个新闻场域进行基本的结构性图示分析，揭示和描绘出它在广东／广州区域性场域、报业行业结构、南方报业集团、南都报社等不同层次中的“纵向位置”，并描绘它与经营部门之间的内部“横向位置”，以及新闻场与经济场、政治场、文化场／学术场等之间的外部“横向位置”。进而，重点定义和廓清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四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在新闻场域中的明确内涵。然后，以这些资本的转换、积累、运用、挖掘等为实践的内在动力，去考察新闻生产在不同部门、不同情境中的“习性”特征。
其二，本书要解决的难点和关键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必须型构、确定南都编辑部场域的空间位置，把原先平行的、并列的、宽泛的社会控制因素加以具体化、立体化和层次化，而不止于延续传统，只做结构与行动或生产与控制之间的简单“勾联式”的解释。其次，在研究日常新闻生产的实践行为时，始终确立“关系”的思维，在考察资本争夺、转换的变化过程中，在对细节的把握和体味中，把“习性”特征（针对新闻场域而言，可以理解为一种新闻生产的倾向或生成机制）概括和提炼出来。
其三，注意不断反思研究者自身的立场，尽量将研究对象客观化。布尔迪厄认为，在分析场域前，研究者需要找到“一个合法的立场”，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受到媒介场的影响。“研究中，需要时刻反观自己，避免格尔兹所说的‘曼海姆悖论’。通俗地讲，就是不要做一面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镜子，避免只我例外的自负。”（刘海龙，2008：408）学术研究的前提是与政治权力、商业利益保持距离，如“前言”中所述，公共性又是传媒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笔者尽量将立足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中对三重向度（学术向度、道德向度、政治向度）的思考，坚持学术向度，“在‘科学上’和‘学术性’的层面进行反思，更需要在‘道德上’和‘政治性’层面进行反省”（吴飞，2009：126），以传媒公共性为自主性立场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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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场域理论提供了一种富有张力、阐释力的，解释新闻生产实践的理论工具。“场”既是各种类型资本竞争的结果，也是资本竞争的形式。在研究过程中，新闻场域是实践所处的空间，也是实践建构的结构，其包含着不同层次、大小的行动的空间。而本书研究的新闻生产实践，其动态化过程及特征，也就是新闻从业者在争夺各种资本／权力过程中形成“习性”的结果。所以，场域理论与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有高度的契合性。
由此，社会控制对新闻实践的影响被具体化为两个层面：第一，在相对宏观的层面，新闻场与其他不同场（经济场、政治场／权力场、学术场等）是如何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第二，在相对中观／微观的层面，细致探究：从业者新闻生产过程中如何运用各类资本？如何进行各种资本的转化？南都在发展历程中，各类资本的变化有什么特征？不同部门（时评／深度报道部）的新闻生产实践中，资本运用的策略有什么不同？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到底有何“惯习”特征？
最后，有必要强调的是，新闻生产、社会控制等均是此项研究的“描述”型概念，场域理论所包含的场域、习性、资本等则兼具“描述”与“阐释”的双重意义。笔者在分析影响新闻生产的内外部因素过程中，侧重以社会控制来统指行政控制（新闻政策）、资本控制（商业利益诉求）、专业控制（专业主义和新闻自律）等多种因素，而在阐释其新闻生产的行为特征、内在动因和生成结构时，则重点运用场域及其相关概念进行分析。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能比较通俗地描述清楚新闻生产的基本特征，又能避免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的不足，充分发挥作为一种全新范式的场域理论对新闻生产进行建构主义取向的研究意义。
【注释】
[1]根据曹锦清的解释，观察中国转型社会的第二个“视点”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前者指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外），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内）；后者指从传递、贯彻各项现代化政策的行政系统（上），通过“官语”来考察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下）。参见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除这三种研究取向外，对新闻生产的研究还有第四种取向——认知心理学，主要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研究从业者如何生产新闻、有经验的从业者和新手生产新闻的差异等。参见黄光玉：《新闻产制专题研究课程大纲》，2001年。
[3]有学者也用“媒介社会学”或“媒介组织社会学”来指代这种研究取向，总体研究路径都侧重于研究媒介组织新闻生产和组织内外部各种因素，尤其是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由于“媒介社会学”的提法相对宏观，从宽泛的角度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市场行为的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制约因素，同样可以称为“媒介社会学”的宏观层次，因此笔者更倾向于潘忠党教授主张的“新闻生产社会学”一说。考虑到“新闻生产”虽能比较直接地揭示这种研究层次对生产过程的关注和兴趣，但不能直观概括这种研究对媒介组织的侧重和相对中观的研究视野，因此也有学者倾向于采用“媒介组织社会学”一说。
[4]2005年8月，李金铨在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学理论讲习班”上指出，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就是把媒介当成一个组织，组织内部有权力关系；当成一个机构，在整个社会中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当成一个职业，社会学里有职业社会学，如医生、律师、记者等，都有自身的规范。可见，在他看来，“媒介社会学”中的“媒介”主要指媒介组织，与潘忠党教授的“新闻生产社会学”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媒介组织社会学”的核心意思是一致的。
[5]李金铨教授在《大众传播理论》一书中将Hirsch译成“何许”。此处，笔者采用黄旦教授的译法“赫斯克”。参见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6]本节内容曾在“中外新闻传播学理论讲习班”（复旦大学，2005年8月）上得到潘忠党、李金铨、赵月枝三位教授的指教与解答，文中潘忠党教授的观点主要来自这次讲习班。此外，也参阅了杨击主译的《大众媒介与社会》（Mass Media and Society）一书中文译稿。该书于2006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7]此项研究被普遍视为大众传播者研究的开始。学者黄旦曾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在美国早期新闻学的研究中，1937年若斯坦（Rosten，L．C．）对华盛顿记者所做的从业者调查，严格意义上说也是针对传播者的研究。参见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8]中译本为《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张锐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9]学者潘忠党认为，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主要有四个传统，分别是：赫伯特·甘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传统，盖伊·塔奇曼的现象学社会学传统，托德·吉特林的批判传统，沃伦·布里德的研究传统。前三个传统基本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
[10]据赵月枝介绍，一些加拿大学者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也值得关注，例如艾里克森（Richard V．Ericson）的“三部曲”：《可见的越轨》（Visualizing Deviance:A Study of News Organization），1987年出版；《协商控制》（Negotiating Control:A Study of News Sources），1989年出版；《呈现秩序》（Representing Order:Crime，Law and Justice in the News Media），1991年出版。
[11]关于这些研究成果的评价参见李金铨、黄煜：《中国传媒研究、学术风格及其它》，《媒介研究》2004年3月，第33页。
[12]2005年8月，笔者作为学员，在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学理论讲习班”上向潘忠党教授提问。
[13]他建议的阅读文献有：布尔迪厄的《新闻业的场》（The Field of Journalism），运用“场”的理论来考察新闻生产的过程；米肖·图的《日常生活中的逻辑》（The Logic of Everyday Practice）；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哈贝马斯的著作。“在以前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考察中，基本上没有放在民主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新闻生产的，而我们今天已经面临这样的任务：必须要放在民主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新闻生产。”
[14]布尔迪厄认为，场的界线只能由以经验为依据的调查来决定。迈克尔·舒德森的研究同样适用于场的理论：“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报纸中‘客观性’这一现代概念的产生，牵涉到‘体面’（因为正是‘体面’的标准把‘新闻’从小报的纯粹性‘故事’中区分了出来），那么，你就无法真正理解在新闻中‘客观性’这一现代概念的产生，只有通过对这些世界中的每一个世界都进行研究后，你才能估计出它们是如何被具体地建构的，它们止于何处，到底谁进入了这一世界，谁有没有进入，以及他们是否形成了一个场等。”（转引自包亚明，1997：146—147）
[15]“惯习”又被翻译成“习性”或“生存心态”。详见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7页。
[16]其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又被视作象征资本／符号资本。详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17]详见Rodney Benson＆Erik Neveu，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Polity Press，2005。
[18]此外，布尔迪厄强调，新闻场的一个区别于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等的特殊点就在于，更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钳制。“它直接受需求的支配，也许比政治场更加受市场、受公众的控制。”（布尔迪厄，2000：61）基于布尔迪厄考察电视的具体社会情境和传媒业现实状况，他显然更容易关注和批判商业对电视业的影响和控制，而这种控制很大程度上主要通过收视率来实现。“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布尔迪厄，2000：62）“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布尔迪厄，2000：66）
[19]本书中的“社会环境”主要指影响编辑部组织新闻生产的各种社会控制因素，包括管理部门的政策、权力部门和商业机构的利益、区域的经济文化状况等等。
[20]关于“权力场域”，是“一个包含许多力量的领域，受各种权力形式或不同资本类型之间诸力量的现存均衡结构的决定。同时，它也是一个存在许多争斗的领域，各种不同权力形式的拥有者之间对权力的争斗都发生在这里。它又是个游戏和竞争的空间，在这里，一些行动者和机构拥有一定数量的特定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些数量的资本足以使他们在各自的场域里（经济场域、高级公务员场域或高校场域、知识分子场域）占据支配性的位置……权力场域的组织结构是一种交叉融合式的结构：按照占支配地位的等级制原则进行的分配（经济资本），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等级制原则作出的分配（文化资本），恰好是一种反向对称关系。”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