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层次：公众与精英的公共表达
压缩公民写作的来论，放大精英写作的个论，曾经是南都时评发展轨迹中十分重要的转折点，伴随这种编辑方针和版面形态的转变，南都时评的主要功能也从公众言说转向精英启蒙。尽管后来众论版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公民写作，但无论从版面容量还是实际影响看，精英启蒙的意义都超过公众言说。这两种不同理念的实践显然有所差异，但也并非没有共通之处。
1公众言说
这里的“公众”实际上指的是相对草根的时评创作群体，如普通读者、网络写手等。由于知识积累、专业水平的差异，公众与精英相比在知识资本、话语空间、表达水平等方面处于劣势。从给普通公众提供发言机会的角度看，曾经的来论版、社论版中的《来信／来论》栏目、现在的众论版具有明显的公众言说意义，即给普通公众提供针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机会。
让公众参与、发言的意义不仅在于加强了报纸与读者的良性互动，更在持续不断的公众表达过程中促进了民事的阐释、民生的凸显乃至民意的彰显。尽管这种来自公众的时评实践，难免流于琐碎、简单，并且存在作者群体过于集中的问题，但较之以往读者给报纸投稿、听众拨打电台热线乃至观众参与电视节目短信互动等形式，南都的公众言说显然更加理性、深刻且具有持续性。这种提供固定版面、满足公众系统发声的时评机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普通公众知情（right to know）基础上的表达（right to express）需要。
有学者援引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和“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概念来分析大众媒介在促进社会各阶层隔膜或沟通方面的作用（洪兵，2004）。在这个意义上，南都时评的公众言说功能，给普通公众进入主流媒介进行表达提供了更多的管道和更大的空间，更有利于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意见交融和情感包容。具体来看，南都时评公众言说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降低了公众参与和使用媒介的门槛，激发了一些公众通过媒介发表意见的兴趣，对提升公众的媒介认知能力和媒介表达意识，推进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向选择和传承，构建更为民主化社会中的公民素养有积极作用；第二，提供了较之以往更固定、更广阔（版面、周期均得以保证）的媒介平台，构建了公众借助媒介进行表达的顺畅管道，也大大提升了都市报观照现实、服务公众的社会功能。单就中国报业自改革开放后从党报、晚报、周末报到都市报20多年的实践，在南都之前，还没有哪份报纸以如此多的版面、这样持续的频度和相当程度的重视，来积极倡导、实践公众表达。在这点上，《南方都市报》开创的先河，对实践公民接近权和表达权的意义可谓重大而深远。
将南都时评的公众言说功能置于转型社会的实际情境下看，其提供的话语空间对普通公众来说是比较重要的稀缺资源。学者喻国明认为，转型社会中的中国传媒在提供守望环境的同时，要为人们“基于信息获知的价值判断提供多元化的公共话语平台”，这种社会话语的多元表达既与人们多元的利益诉求紧密联系，也与不同群体的社会融合需要紧密联系。大众传媒要为公共表达提供话语空间，从消极意义上看可以作为社会宣泄的制度性安排发挥“安全阀”的作用，从积极意义上看可以成为舆论监督、保障公共权力正确使用和增强决策可行性的前提（喻国明，2005：7—8）。“安全阀”的概念是社会学家对社会控制机制发挥作用的规律性认识，指一些制度和机制有利于消除社会不满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学概论编写组，1993：337）。以南都的《来信／来论》、众论版为代表，公众日趋活跃和积极的话语表达，有利于其抒发胸臆、缓释情绪、消解矛盾，为社会发挥积极的减压作用。与更为活跃的网络论坛（BBS）和个人博客（Blog）相比，都市报的公众表达的空间和数量是有限的，但就其表达的整体质量看则更加具有理性和建设性。由此，这种“安全阀”更具有正面、良性的疏导功能。
除了促进阶层间的包容或者情绪的减压之外，公众言说还有利于公众在表达中提升自我的公民意识，促进公民社会的培育。哈贝马斯在论述媒介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时，曾说：“当人们在不必屈从于强制高压的情况下处理有关普遍利益的事务时，也就是说能够在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能够自由地表述和发表其观点时，公民也就起到了公众的作用。当公众集体较大时，这种沟通就要求有某些散布和影响的手段：在今天，报纸和期刊、电台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37]显然，哈贝马斯关于报纸的普遍意义上的定位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中国的语境，但其理论对于分析《南方都市报》时评版的社会功能同样具有解释力。“虽然政治参与进入中国普通民众的意识还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艰难历程，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途径远非多样、畅通，但变化已经出现，民主政治开始经由日常生活渗透在民众的意识和行为中。”（孙玮，2004）
曾有批评者认为，中国尚未形成公民社会，没有公民何来公民表达，因而公众言说的意义寥寥。对此，反驳者（邵建，2005）强调，在公民社会中，公民是一种身份；在前公民社会中，公民是自我体认。倡导公民写作的意义恰在于精神倡导。
公民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公民权利也不是什么人恩准的，它们的形成与获得，是拥有公民意识的人积极争取来的。而公民写作不妨就是积极争取的一种方式。因此，在公民权利尚未兑现的时代，公民写作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样的写作，既是为公民的写作，即从前公民走向公民；也是通往公民社会的写作，让公民时代在自己的努力中诞生。
从为公众提供话语空间的角度看，公众言说有效地引导着公众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相较传统机关报能更大程度地满足公众的表达权利，也更可能真实地反映公众意见（舆论），从而促使政府公共决策过程的开放、透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主流都市报的公共性。
当然，这种公众言说功能的实现必然会有诸多限制。以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路径考察，从信源—新闻的生产过程来分析，公众表达至少会面临三种因素的控制和影响：第一，公众对报纸评论版定位的理解认知，以及参与表达的兴趣和能力；第二，编辑在选择、处理和发布稿件过程中的把关因素；第三，编辑部组织作为组织化的制度因素对评论部／版的生产体系和标准（给公众提供参与表达的机制与流程是否畅通）。这些因素中，时评从业者的观念认知决定其是否重视公众表达、是否愿意为公众表达提供足够空间，而公众的表达欲望和水平决定着公众表达的整体质量。
2精英启蒙
与公众表达相比，《南方都市报》时评版实际上更强调精英表达，更重视时评对公众的思想启蒙。它既是对公民写作存在的不足进行矫正的结果，也与李文凯等时评操作者的专业诉求相关。这种启蒙借助社论、个论、《推荐》、宏论等，版面得以彰显，其中，每天固定的一条社论和整版（半版）的个论，是体现精英表达、思想启蒙的重要载体。时评版编辑何雪峰在访谈中说：“我们认为，评论的价值在于告诉读者什么是常识，如何用常识去理性地思考。任何一个报社，专栏都必定有价值，给普通读者提供的空间（如读者来信）从权重来说是相对次要的。”[38]
如果从南都时评专栏作者的身份看，多数人容易被归类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此，可推导其思想启蒙的价值观整体上也趋向自由主义。在中国知识界，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兴起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有学者（吴冠军，2007：322）从话语分析和符号斗争的角度进行细致考察后指出，同一群知识分子在不同文本中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新右派”、“自由右派”、“庸俗的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市场主义者”等各种称号，而实际上，“在诸多论争中看似激烈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在话语层面上却是共享着相同的预设，即忽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游移与浮动，而预设每个符号都拥有一个真正的、不变的、固定的所指，进而在论争中将自己的符号指向视作关于该符号的唯一真理”。其分析至少说明，关于自由主义的内涵界定并未有完全的共识，而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的背后其实有相当部分对基本问题的实质性共识。因而，“贴标签”的过程也是自我设限的过程。
尽管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也不希望用自由主义来概括《南方都市报》时评版的操作理念，但他承认，南都编辑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的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对于这种价值理念，编辑的解释是：“我们所接触的知识分子群体以自由知识分子居多，我们的理念和自由知识分子的理念总体趋同。我的个人观点是，不用谈什么主义，我们只希望多一点自由。因此，《读书》杂志上经常出现的新左派学者在我们的评论版很少出现。”[39]从理念和精神的传承看，南都时评版对专栏作者群的选择与《南方周末》副刊对知识分子撰稿人的选稿取向是一致的。“选择刊载体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的学者的文章，已经明确显示《南方周末》自身的一种价值判断。在以编辑为主导的《阅读》等文化／学术性副刊版面，这种价值判断是《南方周末》与投稿和撰稿者进行互动所依据的重要原则。”（洪兵，2004：147—148）
相对精英化的知识分子所撰写的时评，通常比较具有知识性、思想性，因而也更具有社会启蒙的现实意义。关于启蒙，学者钱永祥将其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40]：第一，启蒙肯定理性。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第二，启蒙肯定个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与追求幸福的最基本单位。第三，启蒙肯定平等。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第四，启蒙肯定多元。所谓自主的选择，预设了能够在其间选择、调整的众多选项，也蕴涵着不同的选择与修正结果。这些强调理性、个人、平等、多元的启蒙，具体落实在南都的时评实践中，则在于向读者传播相对自由主义的理念。这些理念按照朱学勤（1998：394）的概括主要包括：经济上要求市场体制，政治上要求宪政法治，伦理上要求保障个人价值等。换言之，就是南都始终倡导的价值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
洪兵（2004：166）在评价《南方周末》与知识分子撰稿人的关系时曾总结：“如果说，《南方周末》的新闻报道，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主要为中国社会的公民提供了一种‘事实性的网络’，提供了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构筑，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则在总体上呼应了这一‘事实性的网络’，并且为之提供了相辅相成的‘意见性网络’。”这里的“事实性网络”（web of facticity）一词，反映的是新闻对社会现实的构筑功能。由于新闻“浸渍着主导意识形态、受制于社会体制的社会关系，体现在新闻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规范了新闻这一认识世界的手段，因此被称为‘事实性网络’”（潘忠党，1997：37）。
从这个角度看，《南方都市报》时评正是在启蒙过程中构筑着读者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与新闻着力于记录事实、反映社会不同的是，时评侧重的是以观点来阐释社会、影响社会，这种由观点构成的网络就是“意见性网络”（web of opinion）。置身于中国报纸现实的情境中，南都时评正以相当频繁、密集的生产实践，构筑着这种理性的“意见性网络”。这种“意见性网络”给读者所提供的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对社会问题的认知，显然有利于“促使读者开动脑筋，帮助他们从盲信或幻想中解脱出来而代之以理性思考”（李良荣，2003：133）。南都的实践中大量时评传播的观点和意见，试图不断强化公众对权利、民生、自由、平等等公共议题的关注，总体上符合自由主义的价值趋向，承载思想启蒙的传播功能，会促使读者在接受“事实性网络”的基础上不断接受这种“意见性网络”的影响。
目前，关于都市报时评这种启蒙的效果，笔者尚未见到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因而，如何真实评估精英启蒙的意义和实效还缺乏直接证据。不过，《重庆时报》评论部负责人单士兵对此深信不疑[41]：“都市报时评对读者的公民启蒙作用是非常有效的，单从我们时报评论版开设的QQ群看，每次新开一个账号就会立即被加满，多数都是学生，他们很活跃、很积极。”在他看来，近年来国内网络评论越写越好，网民的表达水平不断提高，“这跟都市报时评的普及和传播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大众传媒所承担的这种思想启蒙功能，在处于加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并非囿于《南方都市报》或其兄弟报纸《南方周末》。国内其他一些倡导专业主义理念、实践深度报道业务的同行媒体也秉持着类似的启蒙观。《财经》杂志副主编王烁接受笔者访谈时曾这样总结该杂志的报道理念：“如果读者已经把我们限定成做什么东西了，我们就很难摆脱，因为这样会影响读者群和广告商。但我们从来不这么想，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不受报道面的限制。我们是在以我为主地做杂志。”“我们报道我们认为读者应该看的东西，而不是完全听从市场发出的信号。并不是读者爱看什么我们就报什么，有一种启蒙、灌输的精英色彩。”[42]当然，从外部大环境看，这种思想启蒙的自觉与诉求仅被少数媒体所承载，这些媒体往往由少数具有强烈的公共关怀意识、专业主义理念及知识分子色彩的职业新闻人所操持。
对南都时评这种自由主义的价值倾向，亦不时有批评之声。例如，有批评反思《中国青年报·冰点》等媒体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认为其与大多数流行媒体一样，并非是公允的言论平台，而只是特定价值观念的载体。“中国媒体，尤其是流行媒体已经主要被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所实际把执。进而也可以认为，自由主义已经塑造了几乎整整一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自由主义观念不但左右着媒体人，而且左右了媒体的受众，从而左右了市场。”[43]如上文所言，这种反思或许扩大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但亦有助于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南都时评的价值根源，并且推进报纸更好地扮演不同意见交锋的公共平台：作为言论平台的大众传媒，如何保持客观中立，为不同价值取向的意见提供表达通路和争鸣空间。
此外，针对比较精英化的时评表达，也有一些批判和质疑之声认为，这种精英取向容易导致媒介对普通公众的漠视。这种担忧固然可以理解，但公民写作的不成熟客观上造成了精英启蒙为主、公众言说为辅的现状。有学者（邵建，2005）试图在公民写作与精英表达之间建立勾连和契合，认为这种以学者等精英为时评主体的表达才体现了真正意义上公民写作的姿态和实质。“当下，公民写作……是个人的价值认领，一个人选择了它，就选择了责任和义务，于是便以公民的自觉在公共领域内发言。它，可以是建言的，也可以是批判的；可以面向公众，也可以面向体制……它唯独不可以背离这样一种理念，即‘为了公民和人的权利’。”他所理解的公民写作强调的，不再是时评作者的公民身份，而是时评理念的公共取向，即：只要表达的价值是符合公民权益的、表达的理念是符合公共取向的，发言者的身份是公众或精英并不重要，由此，公众言说与精英启蒙便实现了殊途同归：公共表达——站在公共立场、讨论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从表面上看，南都社论属于组织的意见表达，而个论则是精英的个体表达，但在实际操作中，除由评论员写作外，社论也经常邀请知识精英撰稿。加之，南都的新闻价值观与受邀写稿的知识精英的价值观较为一致，因而，社论的组织表达本质上也是一种精英表达。只不过，社论在进行思想启蒙的过程中，相比个论而言，其锋芒、个性要少些，理性、建设性、独立性更多些。这种启蒙的意义时常体现在对公众舆论的引导上，甚至很多时候体现在与公众舆论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12月29日《南方都市报》社论版发表社论，对连环杀人犯邱兴华被陕西高院迅速处决提出质疑，认为赶在死刑复合权收归高院正式启动前两天（自2007年1月1日起）进行处决是对程序正义的执意漠视。这篇社论在南都时评的博客上引发了网民的强烈质疑，许多人对社论观点表示不满[44]。对此，评论部编辑何雪峰向笔者表达了看法：
社论精神与民意之间的冲突，正好说明社论的价值。这里面有一个教训，在写文章时是否考虑到这么激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过于精英化，如果文中适当安抚一下民意，做个过渡，可能好一点。还是言说的方式问题，对民意的态度问题。除了尊重民意之外，了解民意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报纸面对的人群是非常复杂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尽量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效果才明显。有句话很常用：没有不能说的话，但要看怎么说。[45]
从读者对南都社论的质疑中可以看出，当下报纸时评如何在精英式的思想启蒙与尊重公众心理及意见之间取得平衡，亦是重要课题。忽视民意的启蒙，既容易导致民意的反感，也无法达成启蒙的效果。无论如何，民意是需要尊重和敬畏的（尽管在这个案例中，网络上的不满情绪未必代表着多数公众的普遍看法）。民主精神的倡导与传播，最终有赖于社会舆情的实质接纳与公民素养的实质塑造，而要达成接纳和塑造的实际效果，前提是尊重和把握民意。虽然很多时候民意是虚妄的，或者难以真正准确地把握，但时评操作者在实践中委实需要注意把握民意，针对民意对启蒙话语机制进行适当修正，由此达成时评启蒙功能实现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