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三种主要的研究取向
本书以新闻社会性的理论为出发点，对新闻生产的社会过程加以研究，因此主要采用媒介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同时，由于聚焦于编辑部组织这个层次，将会适当结合组织行为学、组织社会学等理论。美国传播学者赖利夫妇1959年发表的《大众传播与社会系统》一文，较早地提出了这种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模式，强调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认识传播，“把传播系统置于一个包罗一切的社会系统的框架之中，传播参与者，他们周围的群体以及更大的结构都处于其中”（丹尼斯·麦奎尔等，1997：47—49）。
总体来看，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为新闻生产的考察和分析提供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取向。具体来说，“有三种研究新闻生产的视角被人们普遍采用……每一种研究视角的价值因各自就‘新闻’的不同方面进行解释而不同”（Michael Schudson，2000：177），包括政治经济学或宏观社会学取向、新闻生产社会学取向、文化研究取向[2]，其关注点分别侧重结构、组织和文本分析。
1政治经济学
这种取向相对宏观，侧重将媒介组织新闻生产的过程与国家政治、经济结构联系起来，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体系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取向主要来自英国的媒介研究，北美一些学者也颇有兴趣，他们的研究比较具有批判性。“聚焦于公共传播的符号向面与经济向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所显示的是，文化生产的不同的财政方式和组织方式，对公共传播的话语和表征的有效范围以及受众对它们的接近所产生的有迹可循的后果。”（Peter Golding＆Graham Murdock，2000：70）
以《南方都市报》为例，其新闻生产直接在中宣部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的行政管理下，由南方报业集团承担具体的行政管理和导向把握工作。此外，南都的新闻生产整体以高度市场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采取市场主导的运营模式。同时，又适度承载起揭示真相、启蒙思想、监督政府的公共职能。而且，在这种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双向拉动中，由于其都市报的市场定位和集团对其创利功能的确定，政治力量的控制往往是非常态的，而经济力量的主导则是常态的。
2新闻生产社会学[3]
有学者（潘忠党，1997）指出，新闻生产社会学是从狭义的传播社会学（media sociology）中单列出来的，侧重于对传媒内容制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其研究都是以“个人和组织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新闻体制及其结构的构成因素，由小至大、以微观构成宏观的分析过程”。
这种研究取向相对中观，侧重将媒介作为社会组织来进行分析，“主要试图理解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努力如何受行业和职业要求的牵制，以及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对新闻产品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考察”（李金铨、黄煜，2004）。因此，其更直接地适用于研究编辑部组织层次的新闻生产方式和过程，以及探讨这种方式和过程中组织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由于本书的研究问题和层次都与此密切相关，因此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取向显然更加适用。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修订《新闻生产社会学》一文时说：“今天，再次回顾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取向，如果有什么须作特别提倡的话，那就是从社会的或社会组织切入的视角。过去，在媒介研究的种种项目中，‘政治-经济的’路径与‘文化的’路径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惯有的对立，这种对立常常使人们无暇顾及可以在新闻生产这个节点上观察到的种种特定的社会现实——要回答选择什么作为新闻又如何报道这些新闻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新闻来源、新闻记者、新闻机构的编辑，还有专业主义、市场与文化传统各自不同的诉求之间的角力与协商，都会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展开。”（迈克尔·舒德森，2006：164）可见，要想探析复杂的新闻生产过程，这种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取向具有可取之处。
3文化研究
这种取向的研究对象更加具体，强调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对于新闻从业者的牵制和影响，侧重考察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在专业规范与新闻价值观中的渗透，注重新闻作为叙述形式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潘忠党，1997：36）。如果以这个取向来研究《南方都市报》，则将涉及这些议题：若干重大报道，如《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深圳，你被抛弃了吗？》背后，新闻从业者掌握的叙述方式和阐释系统有怎样的特征？比较成熟的时政报道和时评文体怎样从本土文化传统和公共表达需要中寻求契合点？借助文化研究，这些问题可以得到答案。
本书研究《南方都市报》编辑部的新闻生产，将主要采用第二种研究取向，即重点放在编辑部组织的视野下，运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考察新闻生产与组织内外部社会控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具体的研究和叙述中，第一种研究取向所关注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力量将成为本书不可或缺的环境和基础，而且这些媒介组织外部的政治、经济力量以及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等，会随时以不同强度和形式“介入”编辑部组织的新闻生产场域中来。同时，第三种研究取向所关注的新闻表达背后的价值观念，将会在分析南都若干重大报道的文本内容时有所体现。因此，本书的研究取向总体是中观的，聚焦于编辑部组织层面，但又适当兼顾宏观的外部社会环境，而相对微观的文化研究比较少涉及。
倘若将以上三种研究取向都归为媒介社会学的框架，这里的“媒介”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指代媒介的文本产品、单一的媒介组织，也可以指代媒介产业。一些学者认为，媒介社会学中的“媒介”所指对象应该比较具体。例如，李金铨教授将媒介社会学研究集中在媒介组织运作层面（李金铨、黄煜，2004）。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历史情境中，媒介研究可以分四个层次：一是在最宏观看政治经济学；二是在中间看媒介社会学，即媒介本身——媒介机构的运作；第三个层次看文本（text），即媒介内容是什么；第四个层次看脉络（context），即解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从媒介获得什么意义[4]。按照这种研究层次的划分，本书的研究取向可以归入媒介社会学的层面。这里的“媒介”并非宏观意义上的传媒行业，而是相对中观的媒介组织，即注重对具体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和组织运营进行社会学角度的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采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取向来研究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并非意味着对个体、群体或组织外部社会环境的忽视。相反，正因为视野相对中观，才更容易上下兼顾。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认为，人都有具有个性的行为动机，但当个人行为受到某种组织力量的规范时，不同的动机却可以表达在相同的行为上。伯纳·罗胥克据此认为，分析传播媒介的组织行为模式要比研究个人行为差异更能正确解释新闻界的表现。“这样的研究是以社会过程为焦点，而非个人行为动机。同时，新闻从业人员的心理因素和新闻本身的社会因素也较能够清楚区分。”（Bernard Roshco，1994：11）
由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媒介组织，根据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48）关于传播模式5W的界定，这种研究又可以纳入传播者（who）研究的范围。社会学家赫斯克（Hirsch P．M．）[5]曾把传播者的研究归纳为三个分析层次：一是职业角色、生涯，以及传播媒介与组织化个人之间的关系；二是把整个传播媒介组织作为一个分析对象来探讨记者与编辑的协作等；三是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传播媒介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这三个分析层次由小到大，但并不相互排斥（Hirsch，P．M．，1977，转引自李金铨，2000：22）。依此分析层次的区分看，本书主要介于第二个层次与第三个层次之间，即注重对新闻从业者和媒介组织的考察，同时关注社会各要素与媒介组织之间的互动。在赫斯克看来，确定以传播媒介组织为主要考察对象和分析层次的优点在于：既能看到组织中、下层人员的角色，也可以看到上层决策人员的角色以及他们的经营理念和方针，还可以看到组织结构对媒介产品进行什么控制、产生什么影响，以及组织里各部门的关系等（Hirsch，1977，转引自李金铨，2000：49）。
迈克尔·舒德森概括的这三种新闻生产研究取向，在实际运用中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迄今为止仍然各自为政，构不成一个相应整体……政治经济学立足于宏观结构的分析，基本上不涉及具体的新闻生产过程。文本分析，侧重于微观的产品，虽然不能与具体生产过程割裂，但大致是从文本对生产过程的回溯。”（黄旦，2008：21—22）虽然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取向看起来最可能上下兼顾、两头通吃，其实亦存在弱点，单靠一种研究方法永远无法达到研究的完全目的。正如舒德森所言，新闻生产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一样，“通常都是非历史的，也忽视新闻性质发生变化的各种可能。他们既缺乏历史视野也不谙比较研究……三种理论取向，凭借其本身，没有一种可能解释新闻生产的所有现象和变化”（Michael Schudson，2000：194—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