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新闻场域的结构化特征

把握新闻场域基本特征的关键是考察其自主性。我们对《南方都市报》新闻场域发展历程和历史建构过程的描述，恰好可以非常细致、生动地帮助我们把握：在中国现实的制度情境中，南都新闻场域的自主性是如何争取、获得、维系的，显然，它既是被外在场域结构化的（structured）结果，又是新闻场域内部实践者不断争取使其结构化（structuring）的产物。

显然，中国语境中的新闻场域相当程度上是属于权力场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场域的重要组成。由于任何级别的媒介本质上都隶属于政府和党，因此，其作为意识形态合法化建构的工具，其自主性是比较脆弱的。像布尔迪厄反复强调的那样，新闻场域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他治性”。他曾经区分过知识场域的两种生产^[53]（转引自刘擎，2007：258—259）：一种是针对同行的、专业的“有限生产”（学术、文学、艺术、科学等），一种是满足外部（政治的、经济的、大众欲望的）需求的“大生产”。前者更加遵循内部的等级化规则，后者受到外部场域（权力场域和经济场域）规则的制约。外部规则越能影响内部规则，则知识场域的自主性越低。依据这种区分，新闻生产是知识生产中典型的“大生产”，它的所有环节都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高度他治性的。

从南都新闻场域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其结构化的典型特征在于：不断试图摆脱他治性的困境，争取和获得自主性。理解其场域的结构性特征，必须观察其权力分布和客观的位置关系的变化。我们不妨从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和衡量。

其一，结构的维度。任何新闻场域都是被结构化的空间。场域可大可小，没有明确的边界，整个中国新闻行业、广东新闻的区域市场、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社都是大小不同、交错编织在一起的场域，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作为一个媒介组织的《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场域，因而相对具体和微观。

依据这种结构的维度，我们看到了南都新闻场域位置变化的基础：作为政治场域的组成，从一开始它是高度他治性的。南都新闻场域从宏观上是国有媒介权力结构中的有机组成，属于权力场（尤其是政治场）中的一部分，由于其行政级别比较低、早期不受政府和党委宣传部门的重视，与《南方日报》相比，显然距离权力场比较远，因而才可以依照市场导向，进行比较另类的新闻生产。但伴随其不断的发展、壮大，其对权力场的影响也在加强，由此逐步进入政治场域的中心位置。因而，从其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的关系看，经历了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过程。这种转移体现在南都管理层的生产话语中，就是不断接近、靠拢政府权力的过程。

其二，历史的维度。任何新闻场域都有自己的行动法则，而这种法则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在行动者的资本争夺中被历史建构而成的。本章对南都发展历程，尤其是主流化转型的历史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南都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权力场）位置的变化：由于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增加，其实质上更加靠近权力场／政治场，能够更加便利地从权力场中获取信息资源，也能够更加强力地对权力场施加影响。但从其内在的自主意识看，南都新闻场域并没有被权力场同构，反倒是坚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原则，使其新闻场域与权力场的关系始终保持距离。毫无疑问，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增长，让南都新闻场域在生产实践中获得更大程度的自主性。

布尔迪厄曾经谈到三种不同的场域策略类型：保守、继承、颠覆。“保守的策略常常被那些在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享受老资格的人所采用，继承的策略则尝试获得进入场域中的支配地位的准入权，它常常被那些新参加的成员采用；最后，颠覆的策略则被那些不那么企望从统治群体中获得什么的人采用。颠覆策略通过挑战统治者界定场域标准的合法性而采取了多少有些激进的决裂形式。”（戴维·斯沃茨，2006：145）依据策略的划分，作为激烈市场竞争中的新成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都采取的小报化另类突破策略，体现出颠覆性特征；然而，其对政治底线的坚守，又多少带有对新闻生产合法性规则的继承。

正是在继承和颠覆的生产过程中，《南方都市报》在主流化过程中获得了比《华西都市报》等其他都市报更大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至少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都新闻生产中“不即不离”的内部生产话语，二是南都新闻生产中专业主义的生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