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场域的特殊性
对影响《南方都市报》新闻生产的各种控制因素进行考察后，我们必然要回到这样的追问上：归根结底是什么促成了南都的诞生与成长、起步与转型？南都的新闻实践特征哪些是普遍的，哪些又是独特的？探讨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回到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编辑部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互动关系。前文所概括的南都主流化转型的实质、对不即不离关系的把握、探求真相的突围策略、时评的思想启蒙功能，在国内都市报的新闻实践中都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由于这些特征是在与各种社会控制因素的互动中积累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控制因素的特征（即这些因素构成的场域特征）来分析其新闻生产特征形成的根源。
1广东场域
倘若运用场域的视野来观照，从宏观的角度看，南都的新闻生产始终都是在转型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进行，并以其编辑部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强烈互动给社会以回应；而从中观的角度看，正是由广东（广州）特殊的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等构成的区域性场域，才给南都编辑部的新闻生产提供了最贴近、最直接的社会情境。如前文所述，决定新闻生产最直接的两层控制要素，一则来自外部的社会情境，二则来自组织自身的文化特征和价值规则。广东场域便是直接造就南都新闻生产实践特点的外部情境。
在《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王春芙看来，正是广东场域的社会环境与南方报业集团的组织环境，给南都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土壤”：南都没有什么奥秘，是广东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孵化了它，“思想开放、观念新潮、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有序、领导开明，为《南方都市报》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南方都市报，2004：3）。结合对一位广州资深报人的访谈，笔者将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等场域的典型特征简略概括如下[1]。
（1）政治空间更加宽容。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广东与外界交往频繁，接触外界信息非常便利，自古具有开放传统。
（2）市场竞争温和有序。
广东人商业意识浓、包容性很强，“人与人的交往温和，不太讲究你死我活”，比较注重良性竞争。由于走市场化道路，报纸需要不断扩版，增加采编和设备投入，报业利润率比较低，三大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都意识到搞价格战会没有赢家，“台面上喝酒，台面下亮功夫”，“你有你的领域，我有我的领域，没有搞太过激的竞争……把水蓄起来才能养鱼”。
（3）岭南文化兼收包容。
广东的文化开放、包容，而且重商业不重政治，“就算《江西日报》、《河南日报》在广东，也要改变风格”。特殊的文化氛围，加上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给广东报业提供了特别环境。有学者（徐南铁，2004）将广东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兼收包容”，认为“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岭南文化都呈现出一种兼容的常态，以宽阔的胸怀拥抱南北来风，吸纳新鲜空气。它的兼收包容也浸润着一种世俗化的宽容精神。正是这种兼容的特性，使岭南文化从历代南迁的移民身上不断摄取营养”。笔者在南都访谈时发现，诸多编辑、记者之所以选择留在广东、留在南都，也恰是因为喜欢广东文化的这种包容。
有学者（陈怀林、黄煜，1997：251）针对中国大陆报业发展呈现的非均衡化形态分析指出：“传媒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传媒规模的大小、传媒性质的不同，都影响到传媒商业化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与国内其他同类都市报相比，《南方都市报》有着独特的发展路径，这种独特性也恰是报业发展非均衡化的生动体现，而其产生的土壤恰是广东场域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然而，紧接着的问题是：虽然广东在全国报业环境中具有独特的场域特征，为何同一场域中有三大报业集团，唯独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出了南都，而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或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王春芙向笔者强调，南都的发展也离不开南方报业集团的支持和南都自身的文化。“整个集团办报环境最好，不仅报纸结构合理，而且在各领域占领最高点，《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都一样。为什么？跟整个集团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分不开。这里确实是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一个发挥才能的地方。南都就是在这样一个集团企业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也正是有南方报业集团这样一个母体，南都才能顺利成长。”[2]在他看来，南都的模式能否被复制，要看是否具备这种天时、地利和人和。“像南方报业集团这样的办报环境，据我所知，其他集团未必就有。要兼具这些因素可能非常难。”
由此，广东特殊的社会环境与南方报业集团特殊的集团文化，构成了《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新闻生产两大外部场域因素。前者属于社会结构层面，更多在政治控制因素方面发挥作用，而后者属于组织结构层面，更多在经济指标、经营策略等方面施加影响，都成为南都发展无可替代的外部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南都的两大“地利”因素（广东和南方报业集团）都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国内其他区域或报业集团中基本是不可复制的。
2“人治”模式
如果说，对广东场域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南都所处的结构性特征的话，那么，对其组织内部控制因素（编辑部价值观、从业者专业理念等）进行分析，则有助于我们理解内部场域的主要特征，以及外部结构与内部行动到底是如何发生关系和作用的。
笔者在《南方都市报》调研期间，绝大多数从业者都会强调前总编辑对南都的重要影响。这里头有很多偶然的原因，比如，为什么偏偏在广东，为什么偏偏在南方报业集团，为什么偏偏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这样性格的报人，这些偶然因素能加起来促成一份报纸的成功，里头有必然因素。这个报纸的风格就是这个人的风格。因此，《南方都市报》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关于“地利”（广东和南方报业集团）与“人和”（南都核心层）对南都影响孰轻孰重的问题，“有很多内地报纸都来《南方都市报》取经，最后都有一个感慨：还是广东开明。我觉得这话不全然对。《南方都市报》之所以出现在广东，广东之所以有《南方都市报》这样的报纸，不能全部归于广东……广东的政府和上海的政府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行政的能力和执政的水平完全都是一样的，差异的是我们这些被管理者是不同的，我们不停地扩大和探索这样（媒介与政府的互动）的可能性”[3]。在程益中看来，作为国有企业，南都的“人治”特征是毋庸置疑的。“成也人治，败也人治。其实企业即人嘛，人即企业，我个人感觉领导人与企业之间是互相被异化的过程：一方面，可能由于企业的观念和属性强加了领导人的某种特质，你必须要这样去做；另一方面，领导人的风格、个人的特点也赋予了企业的因素。这都是互相改变或被改变的一个过程。”
洪兵在考察《南方周末》时，编辑和记者再三向他提及主编江艺平，认为她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南方周末》“领导者所具有的人格力量和管理风格”。记者调查中受到恐吓时，她会通过私人关系寻求公安部门的协助。自己的同学到报社做说客时，她会鼓励记者继续调查、准备发稿。她在编辑部内部建立的业务民主氛围以及给记者的示范激励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一时期《南方周末》的新闻生产实践（洪兵，2004：63—64）。
这些知名的新闻从业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将自己的独特个性和专业理念融合于所主持的媒介或栏目中，体现出典型的“人治”模式。要探析这种从业者与媒介之间的密切关系，必须进行多角度的思考，例如：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过程和精神文化产品，本身就带有相当的个性化特征和不可复制性，这种本质上难以标准化、工业化的特征是其“人治”模式的产业规律基础；即使从一般企业的管理来看，鲜明组织文化的形成均离不开管理者的独特个性，由此，媒介组织的文化与总编辑的风格保持一致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国式的新闻生产面临宣传政策、经济控制等诸要素的社会控制，其中，尤以宣传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权力控制不确定性较强，如何应对这种组织外复杂因素的变动，从业者的临场发挥或治理能力显得更为有效；作为国有企业，包括党报、晚报、都市报在内的中国传媒，内部治理方式均有较强的个人风格特点，其管理者拥有相对权威地位和强势决策能力，对组织目标、价值观和生产方式均有较大影响。
从这些角度思考，尤其从传媒业的宏观环境、制度特征和管理方式看，“人治”模式似乎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但是，如果从《南方都市报》的微观实践看，“人治”模式在不同媒介呈现的新闻生产特征又是截然不同的。笔者认为，在对新闻生产的普遍规律、媒介组织的管理特征及中国传媒的现实语境进行分析后，必须将南都的“人治”模式置于从业者专业理念与媒介组织价值观、知识分子的精神情怀与转型社会关系的视野中加以考察。“人治”的根本在于“人”，而具体到新闻人，从业者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理念是其自我控制和诉求的核心动因。无论南都、《新闻调查》或者《南方周末》，这种从业者的自我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所在媒介新闻生产的价值取向和主要特征。
新闻从业者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无数学者思索不倦的命题。在复杂的知识分子图景中，新闻从业者的各自行动和表现是迥然相异的，南都前期总编辑等少数职业新闻人显然更具有专业理念和理想精神，他们更善于承担媒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的双重使命，探求在有限空间内报道真相的策略，坚守传媒责任以服务于公共利益等。爱德华·W·萨义德（2002：17）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或意见的个人”，他们“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要“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爱德华·W·萨义德，2002：85—86）。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能独立于体制之外，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对抗的可能，但在体制之内能够多大程度地说真话却因人而异。程益中领导的《南方都市报》通过“孙志刚事件”、“妞妞事件”及“非典”等重大事件报道，不断在体制内进行着“说真话”的尝试甚至冒险，这种选择正确方式、试图达成改变的实践体现了从业者的知识分子精神。
有学者在考察专业主义的本土呈现时指出：“中国新闻改革的话语场域集合了三个不同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办报启迪民心、针砭时政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喉舌媒体’的传统，源自西方却被‘本土化’了的独立商业媒体的传统。”“在中国传媒改革的历程中，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以及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商海的诱惑，构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内部错综复杂的内心冲动。”（陆晔、潘忠党，2005）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对于南都新闻人，党的宣传要求更多作为外在因素存在，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西方新闻专业理念更多作为自我控制因素发挥作用，这些因素融合而成造就其核心的价值观、新闻观，促使其在“人治”模式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不断实践。
3主流化转型
关于《南方都市报》向主流大报的转型，前文已经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其实质所在：不仅寻求市场效益和经济规模的增长，提升报纸的竞争能力和战略地位，而且寻求报道事实真相的探底策略，承担公民意识培育的启蒙功能，维系“不即不离”独立判断角色。在笔者看来，相对国内其他都市报，南都的主流化转型既追求利润指标的最大化，也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既有相当浓厚的商业性，更有日渐明晰的公共性。这种双重目标的实践，尤其通过其深度、时评所张扬的责任感，恰是一般都市类报纸“小报大报化”转型所不具备的特质。这种特殊意义中包含着我们对媒介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职能的期待，包含着媒介市场改革过程中对民主政治的促进，是广东场域与“人治”模式结合在特定时空情境中的特定产物。至少从其主流化转型的特征和结果看，这种实践在国内都市报业中具有相当的特殊性。
倘若要进而探讨这种主流都市报新闻实践的可复制性有多大，则必须要提及另一份与南都有着重要精神勾连的报纸——《新京报》。该报2003年11月11日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与光明日报集团在北京创办，“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立志要做“负责报道一切”的主流都市报。在成立大会上，程益中曾将其风格概括为法制与敬业精神、负责任、积极稳健有见地、大气从容等（程益中，2003）。实践证明，这份新兴的都市报以高端、大气的风格快速在北京报业市场中站稳脚跟，短短一年时间完成3．8亿元广告额。更值得关注的是，除日常的时政新闻、国际新闻、文化新闻占大量报道篇幅外，该报的深度、时评与南都的新闻实践具有非常相似的形态。
曾任南都副总编辑、时任《新京报》总编辑杨斌这样强调两张报纸紧密的传承关系：“《南方都市报》对于《新京报》的孕育和成长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可更改的铁的历史。《新京报》承载的，正是《南方都市报》延伸的声音和梦想……由于体制上的滞后和突如其来的磨难，使得《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没有建构起非常重要的法律上的紧密联系。但我固执地认为，总有些东西，是冰冷的法律契约和可以量化的物质利益所永远无法取代的，这些东西，就是道义。我所理解的道，就是《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有着最为共同的方向、最为共同的理念、最为共同的策略、最为共同的文化。我所理解的义，就是《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有着最为共同的感情、最为共同的人脉、最为共同的故事、最为共同的话语。”（杨斌，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