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固定化的编辑流程
2005年8月，笔者对南都进行民族志考察时，其区域新闻部共有编辑、记者约200人，分别集中于南都大楼5层、7层办公。5层除电脑排版室外，整个编辑部被一条长长的走道分割成大小两块，北侧为若干10平方米左右的独立小间办公室，主要提供给深度报道小组（10人左右共用一间）、副主任（两人共用一间）、主管编委（一人一间）、主管副总编辑（一人一间），出电梯口依次由外向内排列。这种空间大小和位序安排，主要按照组织结构的上下层级关系来设置，越向内，级别越高。相对来说，开放式的编辑大厅则没有明显的权力层级区分，主要依据A1叠的细分版块，如时评、广州新闻、广东新闻、中国新闻等进行排列。他们在分工级别上仍有编辑组长、普通编辑之别，但在座位上则一视同仁，并无层级之别。在编辑部的走道南侧墙上，张贴着报社的各类奖惩通知，主要是《违反出版流程处罚通报》、《每周奖励》、《每日考评表》等。
如果说，办公环境和空间切割的背后，实质体现的是不同的权力建构，或者是对不同权威的有形化塑造，那么，在南都编辑部的空间设计、位置安排中，笔者并没有感觉到显性的权威与下级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明显区隔。不过，在后来的深度访谈中，笔者才意识到，科层化的官僚体系、权威建构并非不存在，只是通过考核体系等更为隐性的方式体现而已。
其时，区域新闻部的组织管理结构主要包括（见图3-1）：分管副总编辑1名，分管编委3名（主管深度的编委方三文届时刚刚离职），分管广州新闻、广东新闻、中国新闻、深圳新闻、深度、评论等部门各有主任或副主任1—2名。
以2005年8月4日笔者的考察日志为例，区域新闻部的工作流程如表3-1所示，相对比较固化。从编辑流程看，每天的版面、选题的决定权主要由部门主任、分管编委等中层管理者掌握，而最后的审核、签版权主要由分管副总编辑、值班总编辑等高层管理者掌握。从新闻生产的动态过程看，普通编辑、中层主管及高层管理者把关的重点、策略及倾向都各有侧重和分工。
图3-1 区域新闻部管理组织结构图
表3-1 区域新闻部日常编辑流程
①在报题环节，区域新闻部“新闻报题”系统中，分广州（时政、社会）、深圳（时政、社会）、广东（时政、社会）、深度和国际5类。广州新闻具体又分时政、社会、重点、事件、人物、民生、街区7个小组。选稿权重为：首先由重点、事件、人物、街区先要稿子，其次由时政、社会要稿。A2叠每天16个版，除去广告，约12个版。每周日和周一不出A2叠。但A1叠中每天有2个版左右的广州时政、社会，周末可能有4个版。
续表
普通编辑更多从新闻事实的准确性、新闻价值的大小、报道文本的完善等角度，对记者发到稿件库中的文章进行筛选、编辑，并对其负责版面的文章编排承担责任。其把关过程中较多侧重新闻编辑技术层面，较少对报道的政治风险或市场利益进行考量，这也基本符合南都编辑部所倡导的方针：对事实负责是记者和编辑的事，对政治和经济风险负责是总编辑的事。这种方针的倡导，实则在力图避免新闻生产中的自我审查，避免因记者的“把关前移”而提早筛去重要的消息源或新闻素材。
不过，在长期的新闻生产实践过程中，普通编辑如果屡次遭遇稿件被毙或要求修改的情况，依然会形成习惯性的自我审查，在总编辑审稿之前对一些敏感内容进行先期处理。相比较而言，这种自我审查的情况在本地新闻、深度报道中出现的概率偏高，而在评论部绝少出现——该部门的编辑甚至有比较明确的意识：时评编辑要尽量少地从政治或市场风险角度对时评稿件进行事先过滤或规避，而应该主要对观点的明确、论证的严谨和文本的流畅等负责。有时候，编辑甚至明知一些时评文章表达的敏感，还会故意拿去给总编辑审查，一旦通过是意外收获，如果被删也在情理之中。
中层管理者会站在比普通编辑更高的视野上，来看各个版面的新闻处理策略，考虑新闻报道中的政治风险等问题。但他们较少考虑经济利益或广告客户的要求，以免影响新闻生产的准确、客观和公正。如果普通编辑主要负责版面的处理，那么，中层管理者更需要从部门利益出发，通盘考虑相关版面之间的资源调配和总体把关。
高层管理者对报道中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会进行比较严格的把关，以避免给报社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实际操作中由于一个晚上要签多达数十个版面，值班编委不可能逐字逐句地阅读，对较“软”的新闻版面只是“扫”一下即签字，对较“硬”的版面会留意标题，而对头版或时评、深度等重要版面才会花点时间进行把关。此外，广告部门如对个别触及广告商利益的报道有所要求的话，基本只有在总编辑层面才会有知晓及决策的权力，如果直接去找版面编辑，多半不被理会。可见，值班编委或总编辑的新闻判断意识和水平，是导致新闻生产最后环节呈现差异性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