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方法
“本质上，问题及其定义是研究努力的原动力。问题先于研究方法的选定，以避免陷入寻找问题的迷思中。”（David M．Fetterman，2000：19）明确了研究问题，研究方法自然就有了相契合的选择。本书整体采用个案研究法，针对南都的具体考察则主要采用人类学的方法，以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以参与观察为辅，并适当结合内容分析来进行。将人类学方法运用于编辑部的新闻生产研究，好处在于放弃了传统的功能主义的研究模式，有利于发现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的互动关系在编辑部层面的复杂呈现。
1选择理由
新闻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要揭示其复杂而多元的意义，人类学的质化研究方法比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更加有效。如学者臧国仁（1999：6）所言：“新闻研究或应仿照人类学家之田野调查，深入新闻组织以及相关社会行动，爬梳表象后层的社会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传播学界在媒介生产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种明显趋向，即偏离正统、抽象的理论框架而转向人类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更多地强调参与者自身的感知。“并不是新方法（指人种学即人类学研究方法）对先前的结构理论提出了挑战，而是因为它引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问题；而且，只有读者带着丰富的理解能力去看他们，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重视。”（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等，2004：338—399）人类学家格尔兹（Geertz，1973）说，他一远离“田野”（field），心里就不舒坦，“人类学推崇经验研究，经验研究可以一层层排比印证很复杂、很多元的意义”（李金铨、黄煜，2004）。
本书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直接观察）和深度访谈法。其中，实地调查法特别适合“那些不宜简单定量的社会研究或研究议题”，“最适合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态度和行为”，“特别适合跨越时间的社会过程研究”。而且，洛夫兰夫妇（John＆Lyn Lofland）在其著作《社会情境分析》中总结的适合实地调查法的“思考的议题”（thinking topics）就包括“关系”、“群体”、“组织”等，而这些议题也恰是本研究的考察对象的关键词（艾尔·巴比，2000：359—361）。深度访谈法，则是“弹性的、反复的、持续的，并非事前加以准备然后受其束缚”（艾尔·巴比，2000：368）。
2实施过程
2005年7—8月，笔者在广州南方都市报社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第一阶段，先以实习生身份进入区域新闻部进行体验和观察，以初步了解南都编辑部新闻生产的基本理念、采编流程、薪酬制度等，持续10天左右。第二阶段，先对借实习身份以了解真实情况的初衷加以解释，获得报社领导的理解和认同后，正式以研究者身份开展人类学考察，进行深入的实地观察和针对从业者的深度访谈。两个阶段共持续60多天。
其间，笔者多次旁听了区域新闻部的编前会和时评委员会的每日例会。深度访谈的对象则主要包括时任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兼党委书记范以锦，《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王春芙、执行总编辑庄慎之、前任总编辑程益中、三位副总编辑（夏逸陶、宋繁银、陈朝华）、三位编委（李文凯、王钧、谭智良）和多个部门主任及编辑、记者等，总计40余人。其中，基层从业者又以区域新闻部条线记者、深度小组的调查记者和评论部编辑为主。深度访谈遵循先基层、后中层、再高层的顺序，以便将从基层了解到的真实情况与管理层的认识观念、运营策略加以对照。访谈中，笔者尽量遵从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要求，“身历其境去观察，去问似乎是愚蠢却有洞察力的问题并写下所见所闻”（David M．Fetterman，2000：27）。
此外，笔者还走访了《信息时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广州同城报纸的负责人，以便更好地了解广州报业的竞争格局，以及同行媒体对南都的看法。调研期间，笔者还到报社资料室查阅了南都创办以来的所有报纸，到集团战略规划部索取了部分南方报业集团的内部研究刊物《南方新闻研究》，并从集团内部数据库中检索、下载了大量报道文本和新闻资料。
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考察，至少需要六个月到两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受制于研究经费和进度，笔者在实施过程中压缩了第一次实地调查的时间。此后，又以持续性的方式对《南方都市报》进行跟踪。2007年1月，笔者到报社进行了10余天的补充调研，再次访谈了执行总编辑庄慎之、评论部主任李文凯、深度小组负责人陆晖、原副总编辑夏逸陶等管理层和部分编辑、记者，新增加了对总经理魏东、副总编辑崔向红、《南都周刊》副主编张平等人的访谈。
自2005年开始到2008年的4年多时间里，笔者还以MSN、电话、面谈等不同形式，在不同场合（如新闻研讨会）与南都从业者进行比较密切的交流、沟通。同时，还不定期登录报社内部论坛，阅读和观察报社管理层和从业者对新闻生产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发表的意见和进行的讨论。这些相对持续的深度访谈和相对原生态生产观念和过程的“窥探”，亦可弥补田野考察的仓促。
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深感采用人类学方法对编辑部组织新闻生产进行研究的艰辛和不易。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物力不说，更重要的是不断地在实地观察中既保持亲近感又保持距离感，在深度访谈中既保持激情又保持理性。人类学的方法归属于质化研究，是定性而非定量的，实际运用这种方法时必须遵循质化研究的诸多要求，笔者只能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和论文写作过程中尽量遵循和实践。有学者将质化研究的要求和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陈向明，2000：7—9）。
第一，自然主义的探究传统。即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的“生活世界”或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并注重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和相关性。笔者在南都调研时，先以实习生身份进入编辑部实践和观察，再公开调研目的，对报社中高层进行深度访谈，这种做法是希望在不违背伦理的情况下，尽量注重研究对象的“自然情境”。同时，也尽量注意将《南方都市报》置身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广州报业市场以及广东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力图使对研究个案的把握与对整体背景的把握之间形成“阐释的循环”。
第二，对意义的“解释性理解”。即结合个人考察的体验，对研究个案进行意义建构。实地调查前，笔者曾经假设过南都时评版的主要功能是“公共表达”，但在2005年的田野考察中却发现“思想启蒙”是其时评版的主要功能。可见，如果真实情况有所不同，就需要不断放弃假设。这种调整有利于理解个人与研究对象之间“解释性理解”的机制和过程，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研究结论。
第三，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即这种研究是对多重现实的探究和建构，随着研究进展需要不断反省和调整。在对南都编辑部新闻生产的大量个案进行考察的过程中，笔者深切体味到“再现”和“还原”其生产过程的兴奋。最终体现在本研究的叙述中，诚然充当了“拼凑者”的角色，“试图将某一时空发生的事情拼凑成一幅图画展示给读者”，采取的是“即时性策略”。
第四，对归纳法的使用。笔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厚重描述”和“理论阐释”两个问题，前者要“透过缜密的细节表现被研究者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兴趣、利益和动机”，后者要求“从资料中产生理论假设，然后通过相关检验和不断比较逐步得到充实和系统化”。坦白地说，要处理好这两个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如何在厚重描述过程中避免琐碎、表面的叙述，又能在厚重描述基础上理论阐释，委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五，对研究关系的重视。即要求研究者重视并善于反省、维护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实践人文精神，也要注重伦理道德问题。到南都报社调研之前，笔者曾有过心理矛盾和思想斗争：直接表明研究意图可能会难以接近真相；隐瞒真实意图又可能有欺骗之嫌，或对接下来的深度访谈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引起研究对象的反感和抵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笔者将第一阶段的实习观察和第二阶段的深度访谈相结合、渗透，前期以观察编辑部外围的日常实践活动为主，并先对《南方都市报》基层编辑和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后期参与编辑部选题会、时评会议进行观察，结合对报社及集团中高管理层进行深度访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刻意隐瞒，也没有主动公开，以前后阶段相对自然的转换和后阶段真诚地表明意图获得了报社领导的理解和认可，并最终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