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6]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编辑部的新闻生产，采用的研究取向主要是媒介社会学（新闻生产社会学），因此，研究综述将主要集中于这两个方面展开，并重点关注中外学者运用媒介社会学来研究编辑部新闻生产的学术成果。
在传播模式的研究中，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48）较早提出了5W要素：谁（who），说了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by which channel），对谁说的（to whom），产生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在这个模式中，“谁”既可以指传媒组织，也可以指传媒组织中的新闻从业者。传媒组织由从业者构成，而从业者又是组织化了的个体，两者互为统一。这个模式基本划清了传播研究的不同领域，同时，又给社会学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关注、研究媒介组织和新闻从业者，其目的是“想要搞清楚媒介内容的选择过程及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等，2004：333）。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传播学者更关注对传播效果的研究，而忽视对媒介生产过程中传媒组织和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显然，这种研究传统有失均衡，忽略对传媒组织和新闻从业者的研究不利于全面、深刻地把握传播过程的全貌。针对这种偏颇的研究取向，李金铨（2000：21）认为，一般学者把它（媒介组织和从业者的研究）当作“已知数”或至少当作不太重要的“未知数”，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跟传播研究初期就接受商业机构赞助的历史密切相关，研究传播效果是这些机构更为需要的东西。此外，“传播媒介势力庞大，组织严密，外人不易渗透进去”，研究起来也比较麻烦。
一般认为，对编辑部如何生产新闻的正式研究是从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1950）的“把关人”研究[7]开始的。该理论预设：为了理解新闻选择的过程，有必要研究在新闻组织中对新闻选择和审查新闻起重要作用的个体。1969年，斯尼德（Snider）又对“把关人”做了研究回访。“把关人”研究并没有忽略对新闻选择发生语境的研究，这些语境包括内外部资源、工作环境、竞争对手、职业理念和媒介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等。而且，“许多研究显示，研究这些语境因素比单纯研究个体的日常工作惯例更具解释力”（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等，2004：333—335）。
实际上，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要比怀特的“把关人”研究早得多。在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2000）看来，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至少可追溯到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1921，1946），从社会身份来看，他将新闻记者等同于某种政治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是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中的代表人物，被罗杰斯（1997）誉为“大众传播第一个理论家”。受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和芝加哥学派问题意识的影响，帕克对社区报纸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他曾经深入波兰裔少数民族社区，对数十种报刊进行调查，并于1922年出版了自己唯一的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研究了移民报刊的历史及其对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作用等问题。1940年，他在《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新闻》（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一文中提出，应该把新闻当作一种社会知识来考察（Robert E．Park，1940），认为知识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经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具有理论性、可检验的知识，如物理学、化学、历史学等；另一类就是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例如新闻就是一种社会知识，只不过是不系统的社会知识，给公众提供了解、熟悉外部世界的可能。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学者开始真正从媒介社会学角度对编辑部新闻生产进行研究，陆续取得了一些比较可观的成果，形成了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不同传统。例如，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1955）在其名作《新闻编辑部中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中，对新闻编辑部中的社会化因素做了深入考察，试图理解新闻价值、记者实际工作与编辑方针之间的矛盾。研究发现，新闻从业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双重制约：既要服从专业规则，受专业协会的制约，又要作为组织的一员受到组织的制约。在组织的制约中，发行人会设置新闻政策。这些政策会被从业者所遵从。这种在缺乏公开压力情形下的遵从行为就是新闻生产社会化的典型过程。吉伯（Gieber，W．，1964）的研究发现，编辑实际上是被“包裹在一件零件制就的紧身夹克中”，个人的主观与媒介组织和其他压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转引自黄旦，2002）。
70年代中期后，一批社会学家相继加入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中。他们致力于考察新闻作为一种社会知识，其生产过程到底是怎样进行的，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闻的社会性特征。如上文所述，这个时期诞生的成果十分丰硕。1978年，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出版了《做新闻》一书。她花了十年时间在新闻编辑部进行亲身观察、访谈，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新闻生产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不可能是对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和产物，“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是建构事实后图像的行为”（Gaye Tuchman，1978：12）。新闻的再生产，“不仅定义和再定义、建构和再建构社会意义，它也定义和再定义、建构和再建构做事的方法，那就是现存机构中的现存程序”（盖伊·塔奇曼，2008：184）。对于塔奇曼的研究，有学者（黄旦，2008：21—22）指出，将媒介组织作为研究边界，可以将媒介如何建构现实或媒介建构现实是如何可能的讲清楚，却难以清楚地回答“知道了新闻组织的建构又如何？除了证明是建构以外，在理论上又有何种建树？就这个角度看，塔奇曼的研究还只能说是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
1979年，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出版了《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他是犹太人，出生于德国，后来到美国，以社会学家的身份研究新闻记者，基本上秉持了美国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传统。甘斯主要从新闻价值观的角度研究编辑部，通过不断观察和总结，确定了民族的优越感、利他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镇田园主义、个人主义、中庸主义、社会秩序及领导素质八种持久价值观。他认为：“新闻记者总试图保持客观，但不管他们或其他任何人都有价值观，新闻对真实的判断中总包含着价值观。”（Herbert J．Gans，1979：39—53）在他看来，这些价值观的结合及与其相联系的真实判断形成“超意识形态”，体现在新闻上就是一种专业主义的价值观（沃纳·塞佛林等，2000：360）。
1980年，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出版了《制造新闻》（Manufacturing the News）一书。他关注和考察地方性新闻媒体，通过调研和采访来研究美国州政府的新闻从业者与消息源的关系及其在媒介组织中受到的压力。同年，作为60年代的学生运动领袖，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在《全世界在观看》[8]一书中研究体现出批判学派的社会学传统。他主要从争霸的角度考察大众媒介是如何塑造和毁灭新左派运动的，通过事件叙述和语言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学生运动怎样在媒介的微妙干预之下，从最初“吸纳新成员，寻求支持”到“试图颠覆政治舆论，运动已经成为焦点”，直到最后“引火烧身，化为灰烬”。此外，吉特林还在1994年出版了《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 Prime Time）一书，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80年代中后期，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又出现了一些新取向和新观点。例如，政治学家班尼特（Bennett，W．L）在《修复新闻：一个新闻范式的案例研究》（Repairing the News：A Case Study of the News Paradigm）一文中，考察了新闻从业者处理、挑战现存“新闻范式”的过程和策略。他的研究延续了结构主义的社会学传统。新闻社会学由此进入政治学家研究的视野[9]。90年代，芭比·翟利泽（Barbie Zelizer）开始陆续发表论著，例如1993年的论文《作为阐释社区的新闻从业者》（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y：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以话语分析的方式来研究新闻生产，从历史话语的角度来看新闻从业人员如何建构自己的专业／职业”（潘忠党，2005）。1994年，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出版了《市场驱动新闻学》（Market Driven Journalism）一书，对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关注的问题日趋多元：媒介组织内部群体对从业者个体的影响，新闻从业者自身的传统文化观念如何影响其新闻判断，某个条线的记者时间久了怎样被该条线的意愿所同化和控制，以及面对突发事件媒介组织内部资源配置的困难等。例如，杰里米·滕斯托尔（Jeremy Tunstall，1971）在对专业记者生产新闻过程的研究中发现，记者的角色行为不仅受到同事所形成“参照群体”的影响，而且受到媒介文化、记者贡献以及其扮演角色的影响（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等，2004：336—337）。他认为，“记者的职业行为可以被视作对不确定的一系列反应”，这些不确定因素包括新闻价值、发稿速度等（Jeremy Tunstall，1971：6）[10]。
简要梳理完外国学者在新闻生产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不难发现他们的研究重点和方法的变化趋势。研究重点：早期比较侧重从业者个体新闻选择过程的研究，然后，逐步延伸至对编辑部组织内的从业者群体和群体间相互影响，以及编辑部内外各种因素影响新闻生产过程的研究，研究视野越来越注重媒介组织内部、外部的“语境”。虽然有学者运用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视野来考察，但多数学者仍然采用个体、群体和组织的社会学视野。研究方法：从早期单纯的访谈法，扩展到直接观察和参与观察等，同时，人类学方法的引入和运用越来越流行，甚至在媒介历史研究中也扎根下来。“越来越重要的不再是研究特定机构及其制约环境的正统历史，而是将新闻工作实践置身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之中加以研究，同时考察新闻人是如何与更广泛的新闻来源和受众环境互动的。”（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等，2004：339）
此外，从学科角度看，近年来西方学者对编辑部的研究正呈现多样化的旨趣，除媒介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传播学外，逐渐拓展至管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这些研究主要根据媒介组织和产业遭遇的新问题、新挑战来进行，比如：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报业编辑部管理的影响，电视、网络和报业日益融合趋势下的多媒体编辑部的建设，市场化浪潮下编辑部社会责任的坚守问题，编辑部的组织文化和专业文化，编辑部的人事管理，编辑部新闻生产中的职业伦理，电视和报纸媒体编辑部管理中的亚裔美国人等。
令人关注的是，不少海外华人传播学者在新闻生产社会学领域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李金铨、黄煜，2004：33）[11]。例如，美国学者潘忠党选择塔奇曼研究媒介社会学的现象学传统，并受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的启发，在北京等地做了大量的田野访问。“他强调新闻实践常常因‘势’（situation）而异，由于中国改革的势头暧昧混沌、反复无常，查者往往无固定的常例可循，必须临场想办法应付，所以很不稳定，没有深思熟虑。”加拿大学者赵月枝的兴趣，“是从社会理论来探讨媒介。例如，她认为，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剧国内阶层分化，媒介话语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服务，遗忘广大劳工和农民”。她对中国媒介从商业化到集团化的实践和意蕴做了描述分析，对《北京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做了考察。
此外，一些港台地区的学者也较早地进行了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例如，台湾政治大学的罗文辉（1995）通过研究记者的新闻选择过程发现，消息来源的偏向是记者为迎合截稿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维持新闻可信度及与消息来源互动的结果，如果新闻机构的工作常规及新闻价值体系无法改变，新闻记者将很难改变选择消息来源的习惯与标准。香港学者何舟（1996）以政治经济学为取向，对《深圳特区报》进行个案研究，采取现场观察、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等方法，分析了这家报纸的经营管理结构、行业竞争、广告运营、报道内容及从业人员等内容，指出这家报社在政治和经济的“拔河”中，逐渐从共产党新闻业演化为“党营舆论公司”。其他研究成果还有：陈顺孝（1991）通过参与观察法对台湾报社编辑的把关行为的研究，康永钦（1998）对记者如何规避风险处理新闻策略的研究，吴筱玫（1999）通过对两个案例的个案研究来探讨网络媒体如何影响新闻生产等（转引自黄光玉，2001）。
近年来，少数内地学者也对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做了社会学的考察。较有代表性的有：陆晔（2002）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对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新闻生产中的职业意识进行考察，发现专业主义在中国有多个传统的渊源，面临各种力量的制约，在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洪兵（2004）对1983—2001年期间的《南方周末》新闻生产进行研究，展现了转型社会语境中精英报纸新闻生产的张力；陈阳（2008）以妇女新闻为个案，对25名编辑、记者进行深度访谈，从个体意识、组织常规和体制情境三个层面出发探讨了新闻生产的影响机制；芮必峰（2009）从准入制度、宣传管理、市场逻辑、专业追求等方面，论述了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权力；等等。
但总体上，内地学者所做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非常匮乏，起步时间都较晚（多数在2000年之后），而且研究方法也相对单一，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基本没有使用田野访问和实地观察。针对笔者关于在中国内地怎样进行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潘忠党教授给出了三点建议[12]：一则，要做个案研究，更多地考察个案的历史变迁，把个案做深、做细；二则，要多阅读文献，范围不应该局限于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文献[13]；三则，可以尝试更加多元的研究方法，例如，迈克尔·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新闻生产，这种方法在中国内地学者中运用得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