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的多重意义

有学者认为，一种主流报道形式的出现总与这个时代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流要求联系在一起。因此，深度报道产生和崛起的社会本质是在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背景下人们头脑中“文化地图”大面积失效造成的（喻国明，2005）^[46]。通俗地说，深度报道有助于读者更有效地解读获悉信息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更准确、理性地认识所处的社会和时代。

中外新闻界深度报道兴起和发展的背景各不相同，在不同时代和情境中发挥的功能也各有差异。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调查性报道“不仅成为新闻界的重要报道方式，也成为维护社会公益的一种新兴力量”；在80年代初的中国，“许多记者发现，使用深度报道的形式来开启民智，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报道方法”，这个时期的深度报道由于关注新体制、新观念，都带有很强的启蒙特征（杜骏飞、胡翼青，2002：78—82）。被誉为“深度报道之父”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也在定义深度报道时强调其“解惑”价值：“使日常获得的信息，通过深度开掘——不要试图寻找什么新闻，而要努力使新闻变得重要起来——变成‘解惑性’的深度报道。”（转引自陈力丹，2005）

沃尔特·李普曼（1920）在《公众舆论》中曾这样区别“新闻”和“真相”的本质差别：新闻的功能在于告知大众事件的发生，陈述事件显现在外的一些事实；而真相的作用则在于揭露事件背后隐藏的事实，并将这些隐藏的事实连贯起来，呈现出现实的真正面貌，使人们可以知所反应。相对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形式，深度报道将事实置于关联因素、关系脉络中，揭示事件背后的原因、本质和趋势，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加接近真相的真实信息，以及更加符合事件本质的意义解释。新闻报道的微观真实不等同于全面真实，全面平衡的报道必然超越细节真实的报道，能够更大程度地接近真相本身。深度报道所执着追求的恰是这种真相的力量，而真相对加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