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机制化的新闻理念
从历史实践的角度看，一张报纸的价值观是在新闻场域的变迁过程中不断被建构出来的，必然随着编辑部权力位置和资本空间分布的变化而变化。南都早期一份内部制定的《南方都市报A1版块编辑大纲》[2]（简称《编辑大纲》）显示，其基本的新闻理念被概括为：核心价值观：“政治上赞同民主和法治的方向，经济上赞同市场导向、自由竞争的秩序，文化上赞同多元共同繁荣的格局”；媒体的社会角色：“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看护者和代言人，媒体通过给读者提供资讯服务，满足其知情权而获得市场回报”；独立立场：“独立立场是媒体、新闻、新闻从业人员的立身之本。对狭隘的团体利益、部门利益、局部利益的超脱，是新闻报道做到客观公正的前提”。
在这个基本理念的指导下，编辑部试图将“客观、公正、全面、深入”四大原则作为“新闻道德的底线”、“新闻技术的至高追求”。同时，《编辑大纲》要求新闻从业者采编稿件时不断追问自己：“这事情和公共利益有没有关系？”“稿子是否在为公众、读者说话？”“读者能否被我的标题吸引，是否会有兴趣浏览这条新闻？”如果这三个问题都被否定，那就要立即撤下稿件。
落在纸面上的新闻理念与贯彻在行动中的新闻实践之间必然有差异。依据社会学家的立场，所有的新闻从业者都是“社会行动者”。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会比较强调社会规范对人行动的结构性影响，而解释社会学则认为，“无论行动者把这些规范作为资源还是作为限制因素，他们都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来实现自己的规划”（盖伊·塔奇曼，2008：173）。根据场域理论所倡导的反思社会学路径，我们更要将新闻从业者视作既遵循“结构”又改变“结构”的“社会行动者”，以避免陷入二元论的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之中。《编辑大纲》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新闻生产的社会规范，它既是限制因素，又是行动资源。
在常规的新闻生产中，南都编辑部场域中的主体行动者——记者、编辑们，未必能全然坚持或落实这些新闻理念和操作原则，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理念试图建构的正是接近新闻专业主义的运作模式。“政治的民主法治化、经济的市场化和文化的多元化”，是笔者在南都调研时，被诸多区域新闻部从业者不断提及、认可的总体价值观。在深度访谈中，他们不断脱口而出的“专业”，以及反复强调的“公共利益”、“独立立场”等词汇，均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所遵循、坚守的原则，由此使《编辑大纲》中的价值观与新闻生产实践之间形成了对接。
副总编辑庄慎之将南都的新闻理念概括为三种角色——“时代的记录者、现代社会的培育者、公民意识的启蒙者”。他认为，南都要做“负责任的主流大报”、“中国最好的报纸”，应该要在转型社会中发挥这三种角色的社会功能，其中，记录是基本要求，培育和启蒙则是更高的要求。他这样解释三者之间的关系：
单纯的记录者能够达成某些促进社会发展和公民意识培育的作用，但以目前的《南方都市报》看的话，做得更主动些，最典型的是评论版，具有培育公民意识的作用。我们有个想法，强调新闻客观记录、信息传播功能之外，还有不可回避的新闻选择。在作出任何选择的时候，都代表着报纸的某种立场，这种立场对读者的影响是长远的。我们试图建立这样的定位，希望南都同仁“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作新闻判断时明白不仅在记录，还在影响读者。[3]
落实到具体的新闻实践上，南都的记录功能主要通过日常化的新闻生产来实现，而培育和启蒙功能主要通过时评、深度报道来达成。尤其是历经调整和发展后，在评论部负责人李文凯的主持下，评论部已经将公民意识的启蒙、公民文化的培养作为其主要使命。在这里，需要强调两点：第一，编辑部口头或文字“宣称”的新闻理念不等同于全体从业者的深切认同或实践效果。从深度访谈的结果看，中高管理层、时评版编辑对这些核心价值的感悟更加清晰、强烈，而不少普通编辑、记者尚未达成明确、统一的共识。例如，评论版的功能原本既有对外部读者和公众的思想启蒙，也有对组织内部编辑、记者的价值塑造，后者强调本报的编辑、记者通过阅读社论等文章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但实际情况却是，许多编辑、记者没有阅读本报时评版的习惯。第二，专业主义的理念倡导不等同于新闻生产的完全实践，即“说”与“做”必然存在差距。编辑部进行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各种社会控制，都以不同强度、不同方式影响着其准确、客观、公正。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看，必须经由一套完整的编辑机制，《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理念方能在编辑部新闻场域中加以内化、传播和实践，成为日常新闻生产中的基本政策，发挥其制约和主导常规化新闻实践的控制作用。学者郑瑞城（1988）认为，媒介组织的这种内部控制主要通过强制（指责或威胁开除）、酬庸（口头或物质报酬）与规范（以理服人）三种形式来达成（转引自臧国仁，1999：119—120）。
具体到南都编辑部，传播、贯彻和落实其新闻理念的主要形式包括：①采编会议，即每天召开的编辑会、报题会，在讨论和确定选题、版面、稿件时，将新闻理念自然地渗透其中；②网上评报，即每天下午3—4点通过内部QQ（即时通信软件）进行的评报会议，在讨论当天本报和其他报纸新闻处理优劣的过程中强化南都的新闻理念；③奖惩和考评，定期公布的奖励、惩罚通知以及日常的稿费评分结果，管理者借此来引导编辑、记者达成新闻价值观的趋同；④内部OA办公系统，这个网络平台已经成为管理者和从业者沟通、协商，编辑部成员发表意见、表达看法的主要空间，每日发布的评报结果、针对某篇报道的公开讨论，都不断贯彻和渗透着南都的核心价值观；⑤相关文件和制度，主要指一系列涉及编辑部新闻生产的文本，包括员工手册、管理制度、总编辑的访谈稿等，从业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其中，①、②、④、⑤均属于规范控制形式，效果比较明显、积极；
③中的“惩罚通知”为强制形式，主要起警示作用，效果比较消极；③中的“稿费评分”直接跟津贴、奖金挂钩，酬庸形式的作用最为直接。这些具体形式，实际上发挥着将相对抽象化的新闻理念具体化，甚至机制化的作用。
布里德（Breed，1955）的研究还发现，来自业务上司的权力行使过程使得具有专业规范特性的社会控制得以实现。“资深的、地位高的编辑或主管会在业务指导、指示中，将媒介组织的新闻价值取向和新闻选择标准传递给每一个新手或职务地位相对较低的从业者，而每个新手或职务较低者出于专业的和物质动因，会越来越遵从组织内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规范和标准。”（转引自陆晔、俞卫东，2003）在南都，这种来自高层的权力行使过程也是常态的、明显的，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前期总编为代表的导引者不断通过内部演讲或演讲稿书面形式的广泛流传，来传播和形塑其编辑部、从业者的新闻价值观；二是南都管理层在日常的稿件评级中，不断以新闻价值理念来进行衡量，有时候，也通过一些大胆的改革措施（例如2005年8月对“广州新闻”时政记者的条线改革）来彰显其新闻价值观。
在这里，值得深思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第一，南都特色的新闻价值观，其核心到底是什么，与西方（如美国）新闻业的新闻价值观有什么异同？所谓“客观”对新闻生产来说，不仅是一种操作规范，而且是包含现实判断、媒介认知、自我意识等一系列因素在内的反映模式；而“公共利益”的口号，要贯彻到行动，又直接关涉新闻从业者心中的“公共”如何界定，对其利益又如何衡量；此外，对“记录”和“影响”的并重，又与美国专业主义理念中着重恪守的不偏不倚、忠实记录有所差异。第二，影响和塑造南都这种新闻价值观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实际上，价值观也是文化，看上去有点空，却与新闻生产之间有着真实而直接的勾连。迈克尔·舒德森认为，“文化空气既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内容。内容，是新闻价值理所当然的核心”。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也指出，新闻建构过程中最重要的过滤装置就是“我们所呼吸的文化空气，我们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氛围，它们会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是可以说的，而另外一些事情是不能说的”，而所谓“文化空气”，部分是政治集团和机构所制造的，部分也是各种社会情境中自我发生的（转引自迈克尔·舒德森，2006：183）。由是，南都新闻价值观的形成亦与政治体制、社会情境及组织特性等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