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契协同：行业控制的支援功能
南都深度报道的生产中也会受到整个深度报道行业发展水平、生存状况的控制。整体上看，国内比较专注做深度报道且有影响力的媒体和栏目并不算多，电视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为代表，期刊以《财经》、《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主流财经、新闻类杂志为代表，报纸则包括《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新京报·核心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不同类型的媒体或栏目。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与这些同行媒体之间有着良好而积极的互动和合作关系。在长期的新闻实践过程中，深度媒体同行间形成的相互支持、呼应的合作，虽然没有借助任何契约加以组织化或机制化，却在各自深度报道的生产中发挥着积极的效用。
具体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这种对行业资源的维系、开发和运用策略主要表现在：①集体作战，出于对新闻价值的共同判断，在一段时间里对同一重大题材进行集中报道，以引起社会的共同关注，形成广泛的公众舆论；②稿件转投，将本报无法发表的调查性报道，转交其他行政级别较高或更敢于突破宣传控制的媒体发表，以达到揭露真相的目的；③同行评价，当某一篇深度报道产生强烈社会反响、推动社会公正时，作为同行，在新闻圈内对作者给予积极赞誉和鼓励；④报道协助，在不影响本报利益的情况下，给其他报社的深度记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或共享新闻素材，或帮忙寻找线人，这种情况在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的合作中比较常见；
⑤舆论制造，《南方都市报》与新浪、网易等商业网站建立伙伴式合作关系，重大的调查报道正式见报前发给网站编辑，请其在首页转载，以引起关注。这种协作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助同行媒体及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以最快速度制造媒介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引发社会舆论。笔者2004年8月在北京、广州等地调研时，不少深度报道从业者都曾强调这种同行间的默契、呼应与支援的重要性。例如，《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介绍说，《财经》、《南方周末》等国内同行的调查性报道做得不错，《新闻调查》明确提出以调查性报道作为最高理念后也整合了一批报纸和杂志调查记者的资源，“提供消息，联动，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44]。
这些同行支援背后实际上是深度报道从业者和媒介组织对行业性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关于社会资本，布尔迪厄（1997）将其界定为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与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对特定的行动者来说，其占有的社会资本数量依赖于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和大小，以及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各种资本数量的多寡。詹姆斯·S·科尔曼（1999）则认为，社会系统由“行动者”和“资源”两部分组成，行动者拥有某些资源，并有利益寓于其中……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南都深度报道记者去异地进行调查采访，经常会碰到深度报道同行，而且采访中往往又需要得到当地同行的帮助，因此，新闻实践中容易结交大批的朋友、哥们或知己，从而在人脉关系中积累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的获取既与行动者社会交往的能动性有关，更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及背景密切相关。它“通过占据战略网络位置（location）或重要组织位置（position）的社会关系”而获得，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2006：26）。从这个角度看，南都深度记者具有比一般都市报记者更多的优势条件，可以帮助他们广泛获取社会资本，例如：报社具有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赢得专家学者的信赖，从而更乐于接受记者的采访；南都深度小组通过“孙志刚案”、“彭水诗案”等一系列经典报道确立的大胆作风，让许多都市报同行钦佩和羡慕，也更乐意给他们提供报道协助。虽然南都在报业权力结构中只是省级报业集团中的处级子报，但其超百万发行量的市场规模和敢冒风险的业界口碑为其建立了行业内的结构性优势。
除了南都拥有的独特优势外，这种深度报道媒体之间社会资本的共享、新闻生产的协作亦有其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业成因：第一，与一般条线记者相比，深度记者具有较浓的理想主义色彩，单论新闻生产的精力投入和经济产出比较吃亏，而且其新闻实践往往具有高风险、高压力和高强度。因此，这个从业者群体容易产生惺惺相惜的感觉，更容易在情感上获得彼此的认同。第二，调查报道由于题材重大而敏感，尤其舆论监督类报道涉及权力部门的腐败或失当行为，容易引起采访对象的阻挠、干预，或者触犯管理部门的宣传纪律。在应对这些社会控制因素时，不同行政级别、不同组织文化的媒体有不同的抵抗能力和风险意识。深度报道从业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实现对权力干预、政策管制的集体协商，以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正面效应。
立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有关研究，往往将社会资本视为推动社会民主的积极力量，如罗伯特·D·帕特南（2001）认为，作为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弗朗西斯·福山（2002）也强调社会资本中信任的润滑作用。如前文总结的那样，这种社会资本的运用可以帮助深度报道从业者更灵活地与政治控制形成协商，更积极地突破限制去揭示真相，更快速地提高报道的社会关注度等。这种深度报道从业者对社会资本的运用策略，笔者试图用“默契协同”一词来加以阐释和概括。所谓“协同”，有相互支持、共同协作的意思，包括共享新闻资源和操作经验，相互利用新闻平台发稿，或分担政治风险等行为。这种协同虽然是可见的、可复制的，但又是无契约、非组织化、无固定机制的，因此，其并非依赖于媒介组织的官方约定，而更多依赖于从业者之间的精神共鸣，是一种靠默契来维持的生产实践。这种新闻生产不仅源于新闻操作对新闻价值普遍规律的遵循，也与彼此间扶持支援、共同造势的发展要求有着重要勾连。
可见，“默契协同”是深度报道从业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外部支援因素，也是中国特定的舆论环境和新闻制度下从业者自发协作形成的行业控制特征。南都的深度报道生产充分见证了这种社会资本运用的力量：正是以《中国青年报》等为代表的同行媒体对“孙志刚事件”穷追不舍的连续报道，才与《南方都市报》一起形成报道热潮，促使公众高度关注并形成公众舆论；也正是《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对“妞妞事件”率先发表评论和调查，一定程度上提前承担和分担了报道的政治风险，才更加坚定《南方都市报》发表《妞妞资产大起底》一文的决心。
当下，这种“默契协同”有两种值得关注的具体形式：一是不同类型媒体之间的相互协作，主要体现为报刊对网络、电视媒体传播优势的运用。例如《中国青年报·冰点》曾发表《世纪末的弥天大谎》一文，报道某省重大典型人物闵伟德事迹造假的真相[45]。文章出来后不久，某省主管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否定这篇报道”。《中国青年报》也立即组成调查组，再次赴事发地采访，途中碰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组。“电视的好处是，你无法否认，一切都在你面前，‘原装的’。”后来，《中国青年报》因这篇报道惹上官司，《新闻调查》的片子在诉讼中发挥了显著作用，遗憾的是最后并未播出。另外，报纸的深度报道从业者也越来越懂得利用网络媒体的BBS获取新闻线索，又利用网络媒体快速传播的特点，将报道转载从而迅速引起社会关注、激发公众舆论。二是不同行政级别媒体之间的相互协作，尤其是地方媒体对中央媒体政治资源和权威优势的利用。一些地方媒体深度记者将本报无法利用的新闻线索或报道提供给中央媒体的记者，或者在决定是否发稿时采取类似南都那样的观望姿态，等中央媒体率先报道后立即采取积极行动。不过，正是由于这种“默契协同”停留于“默契”层面，而非“机制”或“契约”层面，在整体上是无保障的、随机性的，需要依赖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个体意识或临场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