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新闻场域中的资本转换
任何场域的自主性程度，与其在场域争斗游戏中能够获得多少资本是密切相关的。有学者（刘海龙，2008：409）认为，分析中国的新闻场域，首先要“确定中国媒介场中的关键资本”，其次才对媒介场的构型予以重视和分析。结合现实状况，笔者认为，中国新闻场域中的资本形式主要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四种。
（1）政治资本。
政治资本的提出是跟中国媒介的制度情境密切相关的。中国媒介均属于政府和党所拥有，而且按照不同的行政级别进行划分。例如，《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央级报纸，其负责人享受部级待遇；《南方日报》是省级党委机关报，负责人享受厅（局）级待遇；而《南方都市报》是南方报业集团的一张子报，与《南方周末》一样，行政级别上属于处级，相对来说，其政治资本是比较稀缺的。然而，评判政治资本的标准除了行政级别外，还应该具体体现为国家、政府等公权力部分对其影响力的重视程度，或者“为国家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承认而进行的投入”（刘海龙，2008：410）。因而，衡量一份报纸的政治资本，既要看其行政级别，也要看其对权力结构的影响。
（2）经济资本。
对个体而言，主要是指财富、收入等，而对南都新闻场域来说，主要体现为发行量、广告经营额以及相匹配的盈利情况、竞争水平。一份报纸的资产、收入越高，其经济资本越强大。这是相对显性的资本类型，可以由具体指标体现出来。中国传媒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争夺和积累经济资本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都市报的经济资本普遍丰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党报由于拥有行政垄断资源，因而可以比较轻易地通过行政订阅、强制发行来获取经济资本，而且级别越高，借由政治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的可能性越大。
（3）文化资本。
仿照马克思的经济资本提出的概念，具体包括三种形式：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南都的文化资本除了由其从业者的教育水平所积累之外，它在发展历程中不断提出的口号、各类活动所体现的传媒价值观，都是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以程益中为代表的早期“强人政治”所建构的文化价值观，是其最重要的文化资本之一。此外，南都报人通过不懈努力，尤其以时评与深度报道，在主流都市报中积累了相当广泛的文化认同和专业口碑，其声誉、品牌和文化价值观是相互渗透的，其外在的文化资本亦在不断增长[54]。
（4）社会资本。
布尔迪厄（1997）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与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对特定的行动者来说，其占有的社会资本数量依赖于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和大小，以及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各种资本数量的多寡。詹姆斯·S·科尔曼（1999）则认为，社会系统由“行动者”和“资源”两部分组成，行动者拥有某些资源，并有利益寓于其中……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就个体而言，社会资本一般来源于家族积累、遗传，后天教育及关系网的开拓。对《南方都市报》来说，社会资本则主要靠其可动用的社会资源（消息源、人脉关系、读者的构成类型等）来建立。
以上四种资本类型，在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中都是争夺和积累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是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刘海龙（2008：411）注意到，在中国新闻场域中，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之间可以被相互转换。“经济资本增长迅速的媒介为了追求政治合法性，被迫用经济资本换取政治资本；而政治资本积累又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垄断，获得额外的经济资本。”具体来看，党报靠政治资本的天然性获得，为经济资本的开掘创造了制度性条件，而一些过度市场化的小报、都市报则以主动边缘化的姿态放弃了政治资本，并专心换取经济资本。
与这两种资本争夺、转换的策略不同，《南方都市报》初期另类的新闻生产主要致力于争夺经济资本。此后，在逐渐主流化的过程中，通过加大时政报道的力度、增加新闻专题策划、提升高端报道的权重、借助时评对社会发言等手段，实质上形成了对政治资本的积极争取。同时，由于拥有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本和强大的社会影响，政府机构必须重视其报道和监督，南都也拥有了对公共权力进行有力监督的空间，这种监督背后实质上已经在进行着资本的转换——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
因而，在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变迁中，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是在不断被争取又不断被转换的。从南都编辑部早期主要负责人的内部讲话中可以看出，南都新闻场域对政治资本的争取主要受到两种因素的推动。
一是为了更大程度地争取经济资本，必须从权力部门获取高端的时政资源。小报化的低俗报道只能吸引相对低端的读者，而这个读者群是相对缺乏购买力的。因而，南都通过率先提价至1元的策略，意图改造读者结构、吸引白领读者，就是为了在更高竞争水平上获取经济资本。与此相匹配，在改造产品结构、提升内容质量的过程中，必然要增加对权力部门的报道权重及影响，所以，争取政治资本的过程也是为了争取经济资本。
二是获取政治资本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对权力部门进行监督和影响。这种价值诉求是南都早期以程益中为代表的管理者强烈的主观诉求。正如前文反复援引的内容所示，南都在新闻生产中，以“孙志刚案”为代表，总是在不断地试探新闻政策底线，对政府公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尽管会短暂恶化其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关系，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实则帮助其建立了更强的政治资本——让政府重视，对政府监督。
分析南都新闻场域十余年的变迁轨迹，“主流化”是一个关键词，而场域理论的分析视角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主流化的本质：在中国特定语境下进行新闻生产的都市报，在主流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在以不断强大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去换取可以在体制内获得认可，并能发挥自我保护和外在监督作用的政治资本。党报定义的“主流”是以政治资本为标准的，一般市场化报纸定义的“主流”则侧重经济资本，而南都的“主流”则糅合了对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双重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