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困惑：市场控制的间接影响

整体上看，报社市场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对南都深度报道没有直接压力，不会影响其新闻立场或报道倾向，但南都整体的市场化取向会对深度报道产生间接影响。

据实地观察，南都深度报道能够保持相当程度的中立和客观，绝少受到经济利益影响或报社经营部门的干预。从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中可见南都编辑部对深度报道这个品牌的珍惜，以及从业者在新闻实践中面对市场控制时的自主意识。2005年，广州某知名房地产集团总裁当选全国劳模，该集团要求广州各报做大篇幅的专访宣传，多数报纸都满足了这家广告大客户的要求。“南都不想做得太难看，希望新闻性强点，想做个对话报道。我一开始联系该集团，对方不肯接受采访，建议根据素材编编算了，我说不成，必须见到本人。后来，联络了一个星期才答应接受采访。”记者为了把这篇带有很强公关色彩的稿子做得像新闻，选择了从当前比较热的房地产行业角度切入进行提问。稿件完成后，该集团要求审稿并指定要上A1叠，报社领导与该集团尽量做了沟通。“最后，我们的对话稿发在A1叠，但没用‘对话’做版面名称，而用了个既像新闻又像广告的‘专题’。他们集团审稿时加了很多吹嘘的话，从4 000字增加到5 000字左右，编辑也对此做了处理，改到3 000字左右才最终发表。”^[36]

对报社经营部门和商业机构的宣传要求，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均有比较明显的排斥意识。与同行相比，南都编辑和营销部门的分离、独立操作的原则与抵制市场的意识更加鲜明。但是，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采编独立、编营分离尚不现实。调研期间，笔者获悉编辑部的一次有限让步：“当时，我们做传销的系列报道，在重庆采访时调查过某直销公司。他们非常紧张，把情况报告给北京总部，总部马上跟广州分公司联系，广州这边通过报社广告部想把整个稿子压掉。我们说，我们做的是非法传销，该公司不是合法的吗，有什么关系？广告部希望别提重庆分公司。后来，很多内幕的东西还是被删掉了，剩下是比较温和的。本来，我们写了重庆分公司做法上跟非法传销一样的手段，编辑做了处理，提得很少。好在去掉的东西跟文章的主旨关系不大。”^[37]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涉及广告大客户的要求，报社在经济利益上还是有所考虑的，但编辑部所做的让步有限，不会整体放弃和完全受制，只会在报道内容上做一些技术处理。

市场控制对南都深度报道的影响主要不是广告商的利益诉求，也不是报社经营部门的干预，而是报纸整体的市场化定位对深度报道供求关系内在矛盾的压力。从1995年诞生起，《南方都市报》就是一张充分面向市场、参与激烈竞争的报纸，深度报道作为其内容产品的重要组成，不可能漠视目标市场和读者的需要。何况，尊重和满足市场需要，既包含服务于报纸开拓市场的经济要求，也包含满足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于是，这种市场因素对深度报道生产的控制，造成其题材选择与读者需求之间的内在困惑：主攻调查形态的深度报道，多报道异地的负面题材，舆论监督的对象多是外省市的新闻事件，可是从新闻价值的接近性要求看，这些报道除非特别重大、轰动，否则对本地读者恐怕很难形成足够的关注度。

如曾负责深度的编委方三文所言：“做深度最大的困惑是，地方报纸的深度如何又能叫好还能叫座。”南都深度报道主要满足特定的读者群，他们总体上是珠三角地区的年轻人，有移民色彩，知识水平较高，视野比较开阔，对宏观的、政治的东西和社会的新概念、新现象感兴趣。此外，相较本地读者，移民更关心外地甚至外国的事情^[38]。但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深度小组操作本地题材时容易和报社其他部门产生矛盾：本地新闻记者更容易在日常新闻报料中获取线索，采访操作和发稿速度更快，而深度记者没有渠道获取本地新闻线索，即便拿到线索，时间上也晚了很多——要么本地记者已经发了报道，要么新闻的时效性已经大大减弱。

作为一张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要发行覆盖区域的都市报，既要对国内其他地区发生的重大新闻做出快速反应，又必须充分考虑本地读者的阅读兴趣，这种报道视角上全国视野与区域性报纸本地定位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让深度报道管理层感到比较苦恼。为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解决这种全国与本地的紧张关系，使之同样能够为报社读者规模的扩张、广告收入的增长服务：“我们曾设想，让深度记者去本地新闻部门轮岗，但操作起来比较麻烦，主要因为深度记者底薪高，让他到一线岗位上去不太愿意，没有成就感……相对较好的解决方式可能是把本地事件做大，本地的小事也可能做成大事。记者应该熟悉某些领域，对事情的前后脉络作判断。本地的东西做出来，影响不比一般报道小。”^[39]深度小组对本地题材重视，就是报社整体市场定位对深度报道定位间接影响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