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评发展轨迹
《南方都市报》时评从报纸创刊起便存在，至2008年已十余年，经历了从个人专栏评论到整版系统实践，从社会热点评论到公民文化传播的变化（见表4-1）。其发展轨迹大致可分成四个阶段。
表4-1 《南方都市报》时评版发展大事记（2000—2004）
1萌芽：主编操持专栏
1995年3月20日，创刊不久的《南方都市报》即开设《市事论语》专栏，开篇文章由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范以锦以“代创刊词”的形式发表。从1995年4月21日起，时任《南方都市报》主编关健开始了长达5年之久的《市事论语》写作。直至2000年3月去职，他共创作了500多篇小评论，“平实即持论公允，文风朴实，判断重实事求是，用笔如行云流水。替读者说出心里想说的话”[3]。关健去职之后，《南方都市报》时评暂时中止，此后两年为空白。报社内部虽有人提议填补，但始终没有下文。按时任副总编辑杨斌的说法，“不是不想做，而是不敢做。因为时评政策性很强，个中的火候难以拿捏”（李海华，2004）。
2创办：推出时评专版
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报》改版，正式推出作为重头戏之一的时评版。这个阶段，时评版的风格定位于“拒绝讽刺挖苦，拒绝愤世嫉俗，拒绝上纲上线，拒绝片面偏激”，基本原则确定为“积极稳妥有见地”[4]，选题主要由报社内部确定，发表专业人士的时评也代表报社立场。
在这个时机推出时评版，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则，报社向主流媒体转型必须提升新闻品质，时评和深度作为两大标杆产品成为其实现主流诉求的主要方式。时任副总编辑杨斌解释说：“我们有必要从理论的高度明确解读各种受关注的、重大的、有影响的新闻事件，以社评或社论的方式表明本报的立场，同时集纳来自社会上的有价值、有意义、新颖独到的观点，进一步提高本报的权威性和影响力。”[5]二则，当时的宣传管理及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给时评版的开设提供了空间。“新闻媒体对时代风向最敏感，对社会变动最敏感，一旦最敏感就很可能生长到那个最敏感的空间中去。某种程度上说，2002年和2003年的广州，言论尺度比现在更宽松，政府官员的前后交接需要时间，不少话题可以说，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容许我们做起来。”（李文凯，2004）此外，做时评也符合南都部分管理层长期的新闻理念和专业追求。
3发展：倡导公民写作
2003年4月，时评版由一个版扩展为“社论”与“来论”两个版。根据当时制定的《南方都市报A1版块编辑大纲》，时评功能确定为“表达本报对重大新闻事件的立场和态度，发现新闻事件信息价值背后的认识价值；它的终极功能是向读者传输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观念，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现实和自身处境”，追求专业性、参与性（吸引各行业专家、读者投稿）和本土化（既对本地事件高度关注，又有全国乃至全球视野）。从写作特点上，则强调“以清晰的观点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吸引人，以严密的逻辑说服人”。
改版后，两个版面承担不同的评论功能：社论版对必须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发表看法，一般由本报评论员或特约评论员撰写，要求文风和谐统一、庄重大方；来论版对非必然性事件发表评论，由作者自定题目，文风各异、轻松活泼。具体的栏目设置上，社论版有《本报社评》、《观察家》、《评论员文章》等，来论版则主要包括《马上评论》、《视点》、《众说纷纭》及《时事漫画》等，并注明“本版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此阶段，南都时评的特点是在加强社论的同时，倡导、实践“公民写作”的理念。这种时评理念主要为孟波和束学山所倡导，以来论版为平台进行实践，目的在于给公众提供更充分、更多元的话语平台和表达空间，让普通人的观点能够通过大众传媒的管道言说。2003年9月，孟波[6]参与筹办《新京报》后，束学山开始具体负责时评版。他喜欢使用“公民”这个概念。他在报社内部论坛上的昵称叫“人生来就是要说话的”。这个时期，时评版面和文章中经常出现“公民，你应该（不应）……”的句式，可见他对公民写作的重视（李海华，2004：207）。由于来论版大量发表普通读者的投稿，有评论者认为，南都引领着评论逐步走下话语“神坛”，回归大众，体现出明显的平民化倾向。“与传统的形式相比，显示出鲜明的广泛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不仅内容涉及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方面，而且气氛宽松，受众参与热情较过去明显增强。”（曾丽红，2004）
《南方都市报》来论版所倡导的“公民写作”与西方报纸的“读者投书”有相似之处，满足的是普通人言说观点、表达意见的机会，提供公众论坛的作用，“是民主生活的体现，同时也是反映民意的渠道”（李良荣，2003：130）。但是，公民写作在实际操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第一，来稿的作者队伍过于集中，始终是一小批人，不够广泛；第二，这些时评作者（时评写手）一稿多投的现象比较严重，致使南都来论版的文章经常与其他报纸的评论“撞车”；第三，公民写作的稿件整体不够理性、深刻，观点容易流于琐碎。这些情况被编辑何雪峰概括为“公民写作的重复化和泛滥化”：
“公民写作”很大程度是个伪问题，这些文章总体上没有什么价值，不新鲜。我们的时评写手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他们工作不是很忙，工资收入比较低。这些人很勤奋，一天甚至写5—6篇，写完后有个投稿序列，向全国的报社投稿。这样的时评写作，变成了养活自己的手段。其实，成为时评写手也无妨，问题在于评论的价值太小，无法提供评论应有的“新闻之外的东西”。[7]
4转向：主推思想启蒙
2004年3月1日，伴随南都的再次改版，时评的操作理念和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除保持社论版外，将“来论”改成了“个论”。原任职《南方周末》的新任评论部负责人李文凯，重新设计了两个时评版的定位和栏目。
社论版包括《社论》、《街谈》、《媒体之音》（后改为《推荐》）、《来信／来论》等栏目。其中，《社论》代表报社对于时事时局的立场与洞见，与报社的关注和思考高度契合；《街谈》专门关注本地民生新闻，以活泼、跳跃、幽默、精简的文字论说，对于一张区域性报纸起到贴近本土、补充社论的作用；《推荐》意在转载刊发每天海内外媒体中最值得共享洞见的评论文章；《来信／来论》则是以前来论版的压缩，强调交流互动，避免流于程式化的写手文章。
个论版采取栏目专栏与个人专栏相结合的形式，包括《中国观察》、《经济人》、《媒体思想》、《法的精神》、《虚拟＠现实》、《美国来信》等栏目，每个栏目都有若干作者定期供稿。考虑到社论和个论都受制于短平快的反应，不容易对具有宏大背景、广阔纵深的时事时局做出整体分析，后又增设每周一期的宏论版。
这次改版的最大变化就是不再大力倡导公民写作的理念，将原先的来论版内容压缩，变成社论版中的《来信／来论》栏目，并以新增的个论版代替来论版。李文凯对公民写作的想法与孟波、束学山的截然不同。他认为，此前来论版的层次较低，“其中的许多发言，多是以知识的碎片为工具，论证的角度、过程与结论也因此往往难有独特价值”（李文凯，2004）。针对公民写作时期存在的一稿多投、“正确的废话”等问题，他更倾向于邀请知识分子精英进行相对专业、高端的“精英写作”：
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公民表达环境和基础，这跟政治条件和国民素质的提高等都有关系。民智未开、资讯不够透明和充分、言论没有完全自由，三个原因导致公民写作是个比较虚假的假象。在这个前提下，不如提倡“精英写作”，用精英写作来试图去冲大言论空间，透露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给今后的公民写作提供范本。目前，中国处于转型期，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有些东西如法治、民主等问题需要不断重申、强调。我们要鲜明地亮出观点和取向，这跟《南方都市报》要做主流大报的目标是一致的。[8]
当时，主管时评、深度的编委方三文也认同李文凯的以“精英写作”替代“公民写作”的思路。“我认同靠时评去启蒙，当然也很赞成公民写作，但报纸不适合公民写作，网络上比较适合公民。报纸搞公民写作，真正有水平的公民没有吸引进来，作者太集中和雷同。其实，最重要的不仅是集中，主要是水平。”[9]压缩公民写作后，原先的投稿每天在社论版《来信／来论》栏目中至多发3篇，而且编辑只挑时效性最强的、针对最新乃至当天发生新闻的时评，由此减少了重稿的情况。加之每天约有300篇投稿，从中选出的文章经编辑后质量也比较有保证。
改版后，南都时评开始借助个论版大量刊登精英写作的时评文章，一批国内外学者、记者加入时评队伍中，每天3—4篇的专栏时评大大提升了时评版的理性和深度，发挥着启蒙的作用。为贯彻“思想启蒙”的理念，评论部编辑在与学者沟通时，其主导意识较之以往大大加强，主要体现在选题的主导权上：基本上由编辑报题，社论会上通过后，再向专栏作者约稿，约稿的同时就文章主要观点进行沟通，做到心中大体有数。这种沟通不仅可以坚持“以我为主”地操作时评选题，还可以帮助学者避免过于专业性、解释性、学理性的文体。
伴随着时评版影响力的提升，报社内部也从机制上进行了调整。很长时间，时评版编辑主要归区域新闻部管。2004年3月9日，报社成立社论委员会，负责操作评论选题、讨论角度尺度、筹划长期关注、落实具体写作。同年6月1日，评论部正式成立。至此，南都时评的操作从内容到机制开始全面进入成熟阶段。
5成熟：回归多元表达
2006年10月，南都时评版扩版，在原先社论、个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众论版。众论版的内容除原来社论版上的《来信／来论》外，又增加了网络评论。这样既能提供专门的版面及时发表鲜活的网络评论，亦可使社论版名副其实。同时，版面位置做了调整，社论保持在A2版，个论与众论转至A叠倒数2—3版。这一版面调整主要为规避原先广告对A3版的冲击，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评论版的正常版位。这次改革究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公民写作的重视，形成了包括社论（媒介话语）、个论（精英话语）、来论（公众话语）在内的多元意见表达格局。
由此，南都时评形成了相对成熟、稳定的操作形态，而且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实践着公众与精英、平面与网络、版面与活动的多重互动，不断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2007年6月，南方都市报社开始承办广东省委宣传部与广东省社科联主办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此前已举办93期），由评论部和战略发展部具体操办。公众论坛以报纸时评版面为依托，关注重大热点话题，形成现场讲坛、报纸刊载及网络直播的联动模式，先后邀请秦晖、朱学勤、梁文道、茅于轼等知名学者和评论人做主题演讲。“公众论坛的成功，一个原因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如果问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哪里，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吧！”（何雪峰，2006：10）
2008年4月13日，南都又新增《评论周刊》。《创刊预告启事》中对此举的解释主要是每天三个版的评论版容量有限、版面不够，要“以更从容的姿态来审读潮流，以更丰富的版面来创新言论生态”：“改革30年，中国社会持续进步，而言论空间大开，意见市场成长，民众的表达欲望与表达能力俱增。本报言论恭逢于此，宗积极理性多元交流之理念，得众多师友读者之助，而能持续关注时事，发表观点，解放思想，砥砺精神。然日报快马加鞭疲于追赶时效，版面狭窄局促无地呈现宏作。”[10]而谈及南都时评未来的发展方向，评论版编辑何雪峰（2006：10）这样描述：
我们的嘉宾视野能否更为开阔，从内地学者扩展到港台地区乃至海外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者？我们关注的话题是否能更为多元化，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如何兼顾？我们能否成为一个更为中立的意见平台，尽可能地排除自己思想倾向的制约，从而成为各种思潮相互激辩的公共平台？
简要梳理《南方都市报》时评的发展轨迹之后，试图厘清其变化脉络，可以从时评表达的主体身份、时评实践的功能定位两个维度来考察。从南都时评表达主体的身份看，主要有三类：第一，新闻从业者，包括职业报人、同行记者或报社专职评论员；第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国外学者；第三，普通公众，主要是读者和网络写手。这些不同身份的时评作者群的写作立场、风格及价值取向各有差异，但均要围绕时评版面定位及栏目要求进行表达。
南都的时评文章主要以本报社论、专栏个论和来信／来论三种形式发表，三种形式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社论代表报社的立场和观点，体现编辑部组织的价值观，关注国内和国际重大事件，符合党和政府的宣传政策；个论的作者多为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精神和较高思想水平的知识分子，其文章多注重现实批判和理性思辨；而读者与公众的来信／来论，更趋向于围绕生活中所闻所见、所遇所感，或报刊上阅读的新闻报道，发表自己的观点，有的则希望借助发表时评来抒发胸臆、维护权利。
这三种表达的价值、形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实则多有重叠、边界模糊。例如，社论虽代表报社立场，但因评论员自身的角色就是知识分子，也可能体现出很强的精英表达取向，而且从南都时评部的实践看，受编辑部价值观以及李文凯本人时评理念的强烈影响，已然将相当程度的精英倾向内化。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大体将三种取向价值分别称为组织表达、精英表达和公众表达。
由此，南都时评的发展先经历了一个从精英表达（主编关健）到组织表达（以社论为主）的过程；之后，在组织表达之外大力倡导公众表达（公民写作）；继而，集中寻求组织表达和精英表达（以个论为代表）的平衡；最后，逐渐形成组织表达、精英表达和公众表达的均衡格局。其间，对组织表达的重视基本上贯穿始终，而对于公众表达与精英表达的关系，则在2004年经历了比较明显的转向——以孟波、束学山为代表的时评负责人强调给普通公众提供表达空间，公民写作时期的表达主体便以时评作者／普通撰稿人为主；以李文凯为核心的时评团队充分意识到公民写作的缺陷，将其视之为“伪问题”，将主攻方向确定为给专家学者等精英们提供表达平台。这种时评实践中迥然不同的改革实践是南都时评版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关注也是最有意思的重要转向。
与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相契合，南都时评发挥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变化。显然，在孟波时期，时评要给公众提供表达机会，倡导的公民写作更多发挥的是一种公众言说功能；李文凯主持之后，公民写作受到相当程度的压缩，个论版主要提供给精英知识分子发言，其目的更侧重精英启蒙。前者主要满足普通公众的意见表达，后者主要满足社会精英的思想传播，这种从公众言说到精英启蒙的重心转移是南都时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向。而之后，在坚持精英启蒙的基础上适度回归公众言说，又体现出南都时评的平衡策略。言说空间也好，启蒙空间也罢，本质上都是主流都市报试图营造的公共空间。关于这两种功能的区别及勾连，笔者将在下文作具体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