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揭示：积极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对转型社会来说，南都深度报道所刊发的一系列重大报道，或揭开了被遮蔽的事实真相，或促进了公共政策的完善或调整，或拓展了时政报道和舆论监督的空间，或通过对复杂问题的分析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公民文化的传播……总之，这些深度报道更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更积极地促进了人们对社会的整体认知，更有力地推动了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和部分公权机构的善治。
深度报道的意义首先在于全面深刻地记录历史，其次在于影响当下的社会发展，记录是其基础功能，影响和促进则是其功能的提升。2005年南都深度小组所做的专题策划“寻访抗战老兵”就是这种记录历史、记录真相功能的最佳体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从4月到8月，南都深度记者分赴全国各地采访，连做了60期报道，记述了飞虎队员龙启明、谢晋元，八百壮士之一杨养正，台儿庄国军营长仵德厚等60名抗战老兵的命运，构成了一部个人化的口述抗战史[49]。一位南都记者曾感慨[50]：“搞深度报道，压力无处不在，但是归根结底，压力来自心灵的深处……我愿意尝试，乐于突破，并且有一点很重要，做深度报道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见证中国历史的发展。我是全然认同这一点的。”在见证历史、记录历史的基础上，影响正在发生的历史，同样是深度报道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其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已经无须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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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力图展现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是社会的整体真实，从业者努力用报道来拼凑更加全面、真实的社会图景，从而向公众提供更加有意义、更接近真相的新闻。
通过本章对南都深度报道的生产实践分析可以发现，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呈现的关系具有比较复杂的张力特征：政治控制以维护稳定为管理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量深度报道被披露，但也正是在这种局促的空间中，从业者的实践策略才更显可贵。市场控制虽然造成了地方性报纸深度报道中异地题材与本地读者间的定位困惑，但也发挥着某种积极的作用，例如借助市场影响建立起来的全国口碑及行业声誉，为深度报道从业者获取社会资本，进行跨地域、跨媒介的同行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专业认同作为组织控制的主导力量依然在编辑部内部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且，关注公权、把关上移、特殊薪酬等操作体系扎实、有效地推进深度报道从业者专业水平的提升。同时，从业者对行业资源的挖掘、运用又切实开拓了深度报道的生产空间，强化了行业共同体的精神塑造。虽然“默契协同”背后缺乏正式的协作机制，但并不妨碍这种社会资本的运用给新闻生产带来的积极影响。
【注释】
[1]陈峰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作者之一，因撰写此文成为知名记者，后到北京《新京报》任中国新闻部主任。傅剑锋曾因采访撰写传销系列文章及《妞妞资产大起底》而引起业界关注，后任职于《南方周末》。姜英爽为南都《对话》的专职记者，曾被评为首席记者，其对话作品颇受报社领导和读者好评。龙志、喻尘为南都深度小组的骨干记者，采写过大量有影响的深度报道。
[2]访谈资料，南都原编委方三文，2005年8月9日。
[3]参见《拓展纸媒体对话空间》，《南方都市报》2002年12月22日。
[4]访谈资料，南都原编委方三文，2005年8月9日。
[5]“非典”期间，深圳一家酒楼的厨师黄杏初被媒体报道为“中国‘非典’报告患者第一人”。但治好病的黄杏初却神秘失踪，南都深度记者胡杰和陈文定费尽心思寻找也没有下落。寻访过程及对其主治医生的采访内容被编辑成稿件《寻找黄杏初》，表现了一个“非典”患者与社会的疏离和抛弃。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8页。
[6]访谈资料，南都原编委方三文，2005年8月9日，广州。
[7]参见smiling电子小组—深度小组，2003年10月15日。
[8]参见smiling电子小组—深度小组，《新闻报道的现代化》，2003年9月23日。除连清川外，《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王长春、《南风窗》记者翁宝等也先后给深度小组记者培训。这些从业者对深度报道采写特点、方法和功能的认知比较相似。
[9]深度小组的主管曾有计划，想把深度的版面和周期固定下来，每周出5期，每天2个版，但操作起来最大的难度来自人手不够、稿件缺乏。截至2005年8月，深度小组有11名记者，如果每周出5—10个版，每个月发表20篇左右的报道，则至少需要15名记者。对南都深度小组来说，这个目标短期内无法实现。
[10]在访谈中，部分深度小组记者，尤其是新来报社的记者认为，按照时间长短来发放20%和60%的稿费计算制很不合理，应该更多看稿件质量，而不能论资排辈。但报社管理者认为这个制度是合理的，初到深度小组的记者需要一个学习和磨合的过程，而且采写稿件过程中会得到编辑和同事的帮助。
[11]访谈资料，南都深度记者谭人玮，2009年4月19日，电话。
[12]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深度小组负责人陆晖，2005年7月19日，广州。
[13]访谈资料，南都原编委方三文，2005年8月9日，广州。
[14]南都对话主要由记者姜英爽操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浏览其个人网站“与英爽对话”（www．yingshuang．com），或浏览南方报业网《南方都市报》栏目的对话版块。
[15]此节除运用笔者对南都总编辑、主任、记者和编辑的访谈资料外，未单独注释的部分主要参考：陈峰：《报道手记：孙志刚事件采访记》；姜英爽：《冷静地用客观事实把孙志刚案的真相告诉人们》，《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8日；《陈峰：我在新锐媒体做记者》，人民网强国论坛，2003年11月19日；蒯威：《深度报道见证历史的进程》，《南方都市报》2003年8月2日；陈峰在杭州“深度报道培训班”的讲课提纲《孙志刚案件报道的前前后后》，2004年8月，未发表；陈志华：《〈孙志刚之死〉的报道技巧及“孙志刚事件”的意义》，《南方新闻研究》2003年9月5日第27期。
[16]据悉，“西祠胡同”的“桃花坞”版版主之一是《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由此可推断，应该有不止一个记者看到这个材料，而唯独《南方都市报》做出最快的反应。
[17]参见陈峰、王雷：《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日。
[18]参见《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日。
[19]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20]参见陈志华：《〈孙志刚之死〉的报道技巧及“孙志刚事件”的意义》，《南方新闻研究》2003年9月5日第27期。
[21]这篇文章可以在www．xici．net等各大论坛上查阅。值得一提的是，艾晓明教授不仅最早针对“孙志刚事件”公开发表文章，还曾主动约见孙志刚家属，送去她和学生的捐助款1 000多元。
[22]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23]此文后被《南方都市报》年终盘点专题《致敬！2003中国传媒》评为“致敬之年度时评”。参见《南方周末》2003年12月31日。
[24]参见《致敬！2003中国传媒》，《南方周末》2003年12月31日。
[25]参见南方都市报：《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2页。
[26]参见南方都市报：《孙志刚：公民权利的符号》，载《八年》，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187页。
[27]访谈资料，南都副总编辑庄慎之，2005年8月，广州。
[28]笔者2006年2月23日通过搜索引擎Google和Baidu键入关键词“孙志刚”，分别有536 000条和245 000条网页内容，仅Baidu的“新闻”查询结果就有11 300篇。
[29]访谈资料，2005年7月18日。一位接受笔者采访的南都编辑认为，包括专家参与、网络的转载和积极表达、“非典”时期的社会情境等很多因素导致“孙志刚事件”的结果。
[30]访谈资料，南都深度小组主管FSW。
[31]访谈资料。这篇报道题为《上海麦其里拆迁区“1·9”纵火案调查》，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5年3月3日。
[32]访谈资料。相关报道参见《沙兰碎片》，《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1日。
[33]《重庆拆除城市“炸弹”》发表于2004年4月26日，文章以重庆天原化工厂爆炸事件为新闻由头，但报道主要围绕该市解决城区污染难题、搬迁污染企业的模式展开。
[34]龙志：《猪肉链球菌击中川猪产业软肋》，《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3日。
[35]访谈资料，南都深度小组记者YXB，2009年4月20日，电话。
[36]访谈资料，南都深度小组记者JYS，2005年7月19日。此外，南都一位副总编辑向笔者谈起此事时曾经如是说：“他们的公关小姐要求做专访，刚好获得五一劳动奖章，也有个新闻点。我们直接毙掉了他们提供的通稿，广告部经理找我也没有办法。最后，我们做的报道我觉得还不错。他们要求用‘对话’。‘对话’是我们的品牌，怎么可能给他们用？但我们还是满足了他们做头版图片提示的要求。”访谈资料，2005年8月12日。
[37]访谈资料，南都深度小组某记者，2005年7月27日。
[38]访谈资料，南都原编委方三文，2005年8月9日，广州。
[39]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深度小组负责人陆晖，2005年8月9日。关于本地的事情做成深度报道，他曾向笔者举例：“我自己最近做了个丽江花园官司的报道，一是本地的事情，二是我关注和参与了好几年的事情。在官司发生之前，我已经做了些采访沟通。这样的事情，起码报纸当天在丽江花园销售一空，效果还是明显的。看报道的效果，我们一般看网上转载情况，如果上了新浪首页，可以理解成有一定影响力。”《丽江花园选战》一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5年9月24日。
[40]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深度小组负责人陆晖，2005年7月19日，广州。他认为，深度小组向西方媒体可学习并进行改变的地方有三：第一，报道形态的改变。过去南都深度小组主要做调查性报道，今后要增加特写型新闻和解释性报道。第二，报道题材的改变。“报道领域和视野的拓展也有利于我们规避本地负面题材采写的难度，不要全部都做揭露性的东西，总是苦大仇深、叩问良心，这些要做，但不是全部。要关注现实社会变化，包括增加财富类、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报道。本来我们还计划做芙蓉姐姐，可惜政策不允许。”第三，报道文本的改变。“《南方都市报》的文本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但距离更好还有差距。今后要在这方面探索，怎么把文章写得更好，要更注重细节描写、点面结合，把故事讲好。”
[41]文章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19日第A17—18版。
[42]访谈资料，南都执行总编辑庄慎之，2007年1月2日，广州。
[43]参见帖子《为什么要做记者选题》，smiling电子小组—深度小组，2003年9月28日。
[44]访谈资料，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2004年8月，北京。
[45]参见蔡平：《世纪末的弥天大谎》，《中国青年报》2000年3月22日。
[46]所谓“文化地图”，喻国明教授这样解释：是一种形象性的比喻，指的正是人们的头脑中为每一条外来信息进行价值“释义”的意义定位系统。它的客观有效性取决于外来信息的性质与人们已有经验（主要包括以人生阅历为代表的直接经验和以书本知识为代表的间接经验）的范围及其质量的耦合程度：当外来信息的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落入人们的经验范围之内，且人们理解此类信息的经验结构的质量水平比较高时，人们化解这类信息客观意蕴的“释义”质量就比较高；反之，当外来信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出了人们的经验范围，或者人们理解这类信息的经验结构的质量水平比较低时，人们对这类信息的“释义”质量就比较低，化解其客观意蕴的水平就差。参见喻国明：《深度报道：一种结构化的新闻操作方式》，中华传媒网，www．mediachina．net，2005年12月20日。
[47]访谈资料，南都区域新闻部编辑卢斌，2005年7月18日。
[48]参见《新闻报道要确保客观公正 最大限度逼近事实真相》，搜狐网，2005年11月11日。
[49]参见曹雪萍：《本报抗战专题报道结集成书》，《新京报》2006年1月4日。
[50]参见蒯威：《深度报道见证历史的进程》，《南方都市报》2003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