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控制：靠近与疏离
政治因素的控制主要来自宣传部门的政策约束、政府部门的利益诉求。王春芙回顾南都八年发展史时曾感慨地说：“万事开头难，开了头以后更难。《南方都市报》就像一列呼啸狂奔的列车，要把握这列高速列车不越轨、不出事，我整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华发骤增。”（南方都市报，2004：5）这段话中“狂奔”主要指南都迅猛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越轨”指的就是如何遵循宣传政策、规避政治风险，涉及的就是南都对政治边界的把握问题。
关于新闻生产所受政治控制的具体形式，何舟（1998：17）将其概括为八个方面[46]：第一，在法规上进行调控，对所有新闻和出版机构实行审批和登记制度；第二，在财政上控制财源，掌握新闻和出版机构的经济命脉；第三，在人事管理上进行控制，所有新闻和出版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由党和政府任免，而几乎所有新闻和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都是党政机构的干部；第四，规避政治敏感或有关部门和负责人认为“不合适”的内容；第五，在重要新闻和出版机构建立一种不成文的“自愿”送审制度，即新闻和出版机构在有重要稿件时将之送交有关部门预审；第六，实行新闻后审，由各宣传和新闻出版部门审阅已经发表之新闻，对之进行评论，并以各种方式告知有关新闻和出版机构；第七，有关领导按照其个人理由对下级新闻机构进行直接干预；第八，通过训练、教育和实际工作，在新闻从业人员中形成一种自审意识，以使其报道符合党的方针。
从新闻实践和报纸发展的过程看，南都编辑部与政治控制因素间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疏离阶段
创办初期，南都新闻生产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新闻、暗访和揭黑新闻，以及另类的体育评论等。由于实力较弱（严重亏损、采编投入不足）、地位较低（属于集团内的子报、处级单位）、影响较小（发行量仅有几万份），得不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因此，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比较疏远。这个阶段，南都也很难从政府部门获取主流的时政新闻资源，只有少数记者靠个人关系和突破能力在某些条线建立消息渠道。副总编辑夏逸陶介绍说：“时政资源是需要积累的。最开始最容易获得社会新闻，所以做到极致……当时，程益中对小报风格是很执着的，遭到了嘲笑但从来没动摇。可能在他心里，报纸就是应该这样做，我们是在往更接近新闻的路上走。我们曾经讨论过，出新闻还是宣传。我们肯定要出新闻，但满目所及肯定是宣传。”[47]
2靠近阶段
1999年以后，随着发行量和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加之充分发挥专题和特刊的作用，不断强化时政新闻的力度，南都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日趋紧密。2000年提出“新主流媒体”时更明确强调南都要加强时政报道、正面报道。至此，南都编辑部受政治控制的力度有所加强，报社与政府部门的关系逐渐靠近。这种靠近主要表现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互动趋于频繁、消息来源的获取增多、时政新闻的比例不断加大等。报道方面，以《广州小变大盘点》、《惊变广州》、《深圳，你被抛弃了吗？》等系列最有代表性，这些报道充分证明了南都策划和制作主流时政报道的能力，也让政府部门意识到南都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靠近的背后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例如，版面增加、信息量加大，时政新闻的加强本身也是应有之义。在夏逸陶看来，南都和政府部门的关系改善或靠近是主流化转型、产品改造的实际结果，而“主动规避风险的做法，应该不是最主要的……的确要让政府改变对我们的认知”[48]。
3不即不离阶段
在深度访谈中，不少南都管理层均表示，报社与政府部门的靠近始终出于浓厚的“彼此需要”，而非被动的适应、遵从，或者消极的迎合、讨好。编辑部的新闻价值观中，由程益中等人不断倡导和实践的对事实负责的原则、相对独立的原则，使南都与政府部门尽量“靠近”而不“贴近”。2003年后，这种距离感和疏离性逐步被管理层形容为“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程益中将其阐释为：“一定要成为对视而不是对立的局面。所谓对视，就是说你有好的，我照样说你好；你有不好的，我也尽量想骂骂你。我觉得这样就是对的，不是故作姿态，不是为了搞你或监督你，更不是给你唱赞歌。媒体应该就是这样一个状态。”[49]
这种关系集中体现于一些重大、敏感的报道背后编辑部与政府部门的矛盾冲突。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和“非典”报道为例，南都与地方公安、卫生等政府部门的关系一度紧张、恶化，面对组织外部政治因素的控制可能激化、强化甚至僵化的情形，南都管理层试图继续坚持不即不离原则，在相当程度上保持自身相对独立和客观，由此也付出了一些代价。笔者以为，解读不即不离的关系原则和生产实践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既反映了南都编辑部的新闻价值观——包含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独立和理性原则，又反映了南都所确立的媒介组织与外部权力部门的关系——相互需要但又保持距离。
具体来说，这种不即不离的来源和动因至少包括：
（1）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实践。
实际上，无论是主流化转型还是不即不离的原则，都与原总编辑程益中的新闻理念和管理方式密不可分。在编辑部组织内部，绝大多数从业者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2003年以前的《南方都市报》是一张有着程益中鲜明个性风格，由程益中强烈意志引导和驱动的报纸。因此，南都的新闻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由程益中和他的管理伙伴们确立并坚守的：以事实为报道准则和底线，对读者和公共利益负责；对滥权的少数权力部门保持距离和警惕，要持续不断地在体制内进行舆论监督；只有自身具备强大的影响力才能有更大的相对独立性，发展自己始终是最大的命题；针对一些重大报道，即便可能因之得罪某个权力部门，也是值得冒险和突破的。
《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理念中“对权力部门保持距离和警惕”，反映着新闻场域对自主性的重视与争取，而这种独立意识在体制现实中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是专业主义理念的重要组成。学者潘忠党（2003：13）认为，“专业主义强调新闻媒体独立于任何政治的党性倾向，独立于任何商业利益，并采取对抗权威的（adversarial）态势；要求新闻报道以事实为基础，报道手段具有客观中立的特性；宣称新闻媒体必须对什么是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和如何表达公共利益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对于侵蚀公共利益的行为，尤其是政府和企业的这类行为，做出适时的揭露”。以事实为基础，揭露政府和企业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这些专业主义特征在南都日常的新闻实践中不断呈现出来。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专业主义是南都新闻生产的重要动因之一，也是其新闻从业者重要的行为模式之一。既要保持距离、不断监督公共权力，又要在体制内进行、保证自身的存在，这种动态原则正是“不即不离”的具体阐释。
（2）媒介组织社会影响力的提高。
显然，不即不离原则背后是一种独立和客观原则。置身于中国传媒的现实情境中，敢于提出这种关系原则（即便在媒介组织的内部），在新闻生产中倡导不主动迎合、不消极遵从，是非常独特的路径选择。这种相对独立性的建立离不开南都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而其影响力的提升又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实力的增长所决定。
针对某些政府部门对南都重视又担心的心理，总编辑王春芙介绍说，在广州和深圳，南都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在不断改善中。“当然，个别领导同志对我们还有所误解，但绝大多数的领导和部门都认同《南方都市报》，关系处理得比早两年好得多。一方面，跟我们报纸不断进步，从幼稚走向成熟分不开；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影响大了，很多部门和领导看到了我们的影响力。”[50]一位编委也曾描述南都和政府部门的关系：“我们跟政府部门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不主动离弃对方。但是你离弃我，以我都市报现在的影响力，也没关系。这种影响力是通过市场获得的，完全不是靠公关或者其他。都市报高层有一种倾向，就是不太愿意跟各个政府部门走得太近，这样可以不给具体的新闻操作带来羁绊。”[51]这位编委进一步解释说，由于南都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很大，政府部门必须重视和利用这个传播政策、宣传引导的有效平台，即便得罪了某个权力部门，也最多在短时间内不邀请记者去现场参加发布会，但仍会给报社传统发稿，而且多半时间一长，关系改善后会恢复沟通机制。
（3）外部管理政策空间的扩大。
跳出媒介组织层面的视野，从更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外部政策来看，南都编辑部与政府部门不即不离的关系，与广东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传媒业日益开放的政策环境密切相关。中国的传媒改革始终处于市场和政治的双向拉动中，改革的动力更多来自经济体制改革，而其边界更多由政治体制改革所限定。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新闻管理政策整体上促使媒体由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回归，由单纯的喉舌功能向信息传播功能回归。随着经济市场化，政府逐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封闭政府向开放政府过渡，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化和利益表达机制多样化，传媒管理政策的整体空间逐步放开。笔者认为，这种放开比较明显地体现在两个层面。
从传媒的新闻报道和社会功能层面看，媒体在设置一些关乎公共利益的议题上具有更大的作为，在报道一些重大而敏感的时政、经济题材上取得一定的突破，在发挥舆论监督（尤其是异地监督）作用上取得了不少成果。更可贵的是，媒体在影响公共政策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这点尤以《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促使城市收容遣送制度废止为代表。
从媒体主管部门的管理意识和策略层面看，逐步改变了过去大一统的理念，建立起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思路，由此使得管理政策较之以往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弹性空间。这种放开离不开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和传媒类型实质多样化的现实，更在具体操作中为报业集团的管理层所把握。
由此，即便从短期和局部看，政府不断加强对小报小刊的整顿力度，出台规范出版市场的各类法规，一段时间内甚至会收紧舆论引导和控制。“但从长期看，从整体看，我们国家更开放了，舆论环境更宽松了。进步是不言而喻的，是有目共睹的。越来越多的以前只能在民间传播的消息见诸正规报道；同时由于新闻传播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很多本来只能见诸网络的消息也进入主流的传统媒体。”（程益中，2002）就当时的情境看，这种来自报业运营者对政策放开的直观感受，是比较准确的。宏观上新闻管制政策的调整和放开给《南方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型和不即不离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此外，具体到广州本地的宣传管理政策上来看，《南方都市报》在新闻实践上的不断探索，也在渐变的过程中促使宣传部门的管理方式和意识向更开明的方向转变。程益中认为，南都在报道过程中与一些管理部门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本身是有意义的。“比方说，他告诉你某一条稿不准报道，我们报了，之后，我们就会以报了之后的事实来告诉他：我们报了，也没事，天没塌下来。我们不停地用这样的事实去告诉他，让他反省管理是不是要有些改变。《南方都市报》锲而不舍的挑战，使得管理者的思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52]
当然，南都管理层对“不即不离”概念的运用和表达是相当内部化、非正式化的，传播主要在组织内部进行，不会见诸任何公开文本。如果借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前台”与“后台”概念的阐释，“不即不离”的话语建构主要发生于编辑部新闻生产场域的“后台”，而非“前台”。安东尼·吉登斯（1998：213—216）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曾指出：“我们可以通过考虑在不同场景中如何实现分区，来进一步勾画区域化与社会系统结构化之间的重要关系……区域化提供了一个时空闭合的区域，产生某种封闭性，以保证‘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之间可以维持一种相互分离的关系。行动者就是利用了这种分离关系，组织行动的情境性，维持他的本体性安全”，“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的差别并不完全吻合自我的封闭（遮蔽或隐藏）和暴露（揭示或泄露）这两个方面。区域化的这两个基轴是在意义、规范与权力之间的可能关系所构成的复杂关联中运作的”。吉登斯发现，在一些仪式性的社会场合中，人们被要求“举止得当”，可能感到他们在“扮演角色”，但实际上对这些活动并不“信以为真”，很少会在这种“扮演”过程中全心投入自我。在南都的新闻生产过程中，这种“前台”与“后台”的边界主要集中于编辑部内外部组织之间，其新闻生产的话语表达（包括类似“不即不离”这种反映价值诉求的提法）在组织之内具有较强的“后台”特征，而在组织之外，尤其面对政治控制（政府和宣传部门）时，更具有“前台”的“扮演角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