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场域与知识场域的互动
从场域理论的角度看，作为《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新闻场域的次级场域，时评场的结构性特征首先取决于整体新闻场域的特征，时评的生产惯习与编辑部新闻场域的生产惯习必然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面对外部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的控制和影响，南都新闻场域所拥有的对自主性的追求在时评场中也得到明显体现，而且与一般新闻场域相比，时评场域受经济场域的制约更加微弱。因而，时评生产的自主性也更强。
新闻生产的一般主体是记者、编辑，与此不同，时评场域的行动主体既包括时评编辑（新闻从业者的一部分），更包括知识精英和普通公众。就实际情况看，知识精英是时评生产、意见表达的关键主体。由此，时评场域区别于普通新闻场域的特殊之处在于：始终与中国知识场域发生着交叠、互动的紧密关系，其结构性特征、生产惯习以及生产中的资本转换无时无刻不与知识分子的行动特征、知识场域的自主性直接相关。学者许纪霖（转引自刘擎，2007：269）将中国当下的知识场域划分为三个次级场域：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分属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各自的规范化程度也不相同。其中，理论界的生产遵循国家意识形态的严格规划，具有明确的规范准则；学术界的规范程度在不同的专业和学科领域中呈现差异；而思想界的诞生则直接由国家权力、传媒场域与知识场域互动而成——国家权力放弃了对知识场域的全面掌控，“但仍然要求知识界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作出论证，这导致知识场域生成了一个常常被称为‘理论界’的次级场域”（刘擎，2007：269）。这三种知识生产遵循着不同的竞争规则和目标资本。其中，参与时评场域最积极的无疑是思想界的知识分子。究其原因，学者刘擎这样阐释：
大众传媒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迅速的商业化发展，而在社会转型中诸多公众关怀的问题通过传媒机制转化为对“思想”的市场需求，从而使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说与时事评论获得了市场价值。在传媒场域与知识场域的互动中，“思想界”作为知识生产的另一个次级场域应运而生。
这段话至少表达了三个意思：思想界的产生与传媒领域密切相关，或者说，大众传媒促使思想界的形成；思想界知识分子之所以参与大众传媒，与社会对思想的强烈需求有关；大众传媒邀约思想界知识分子进入的背后，离不开传媒的商业化赋予思想的市场价值。因而，我们分析南都时评场域与知识场域的互动便可具化为分析时评场与思想界这个次级场域的互动。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至少包括：思想界的生产和表达具有哪些典型特征？为什么是思想界（知识精英）而非普通公众占据了南都时评场域的中心位置？南都时评场域的生产过程中进行着怎样的资本争斗和转换？
首先，就思想界的生产特征看，按照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生产的区分，其属于“有限生产”（为学术而学术，坚持内在限制的标准）之外的“大生产”（无须刻意遵循某种学术生产的内在机制），但后者的逻辑来源于前者的逻辑。也就是说，参与时评生产的知识精英即便原本来自理论界或学术界，当他们参与大众传媒的公共表达时，只需按照思想界的特征进行知识生产，这种生产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必然有所降低，学理性的基本权威则必须坚持。通俗地讲，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知识精英给南都时评版写作时可以更加轻松、自如、简单，表达方式务必与新闻报道的一般规律有所结合，可以更加通俗、易懂、直白。
但有学者（刘擎，2007：271）比较中国知识分子发表在《南方周末》等报刊上的文章与欧美知识分子在《纽约时报》等报刊上的文章后发现，前者比后者更富有理论性，即“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共写作中更多地引经据典，更频繁地使用专业术语和理论”。其原因在于，公共讨论中涉及的复杂问题并没有在相关的学科框架中得到充分研究和辩论，直接进入公共领域的讨论时就不得不在写作中进行大量的“学术论说”，从而替代性地提供本来需由复杂学科性研究提供的学理依据。笔者认为，这是知识精英的时评表达与时评编辑要求的“直白”始终存在距离的原因之一。此外，导致这种“有限生产”特征的原因还包括：缺乏现代意识启蒙的公众对专业知识多少怀有比较强烈的需求和高度的信赖感，多数思想界知识分子由于缺乏足够的时评写作训练，原有的专业表达习惯尚难以改变，专业判断比价值判断的政策风险相对较低，容易用理论的晦涩包装减少问题的敏感性等。
其次，就时评生产的主体看，为什么是知识精英而非普通公众成为南都时评场中发言的主角？为什么在精英表达过程中，自由主义者比新左派占据数量上的绝对胜利？其原因，既与大众传媒的生产机制有关，也与表达主体占据的资本数量有关。运用场域理论来分析时评生产，恰恰提供了颇具新意的考察路径：在时评场域中，精英与大众实际上在进行着历时态、共时态的双重话语权争夺游戏。从历时态的角度看，公民写作时期，南都时评曾经让公众占据话语主导权，至少成为时评作者的主体；从共时态的角度看，不同专业和学科的知识精英中，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成为主体，新闻同行、网络评论员作为补充。这些时评生产主体的变化、差异背后，与其争夺资本的能力密切相关。
从与政治场域的关系和空间位置看，时评场域比一般新闻场域更具有相对自主性，受权力制约的程度相对较小，但它受制于思想界这个知识场域的约束却比一般新闻场域更大。在时评场域中，最主要的资本形式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时评编辑拥有的人脉资源（社会资本）、时评作者具有的思想深度和知识厚度（文化资本）是影响南都时评生产和质量的关键因素。知识精英在与普通公众的争夺游戏中之所以获得胜利，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知识精英拥有更强大的文化资本，在思想传播和话语表达上更具专业优势，而大众传媒的时评版面是比较稀缺的公共资源，其生产的内容必须满足相当高的质量标准，流于琐碎和表面的公众言说自然不如思想性更强的精英启蒙。实际上，“无法达到发稿要求”也是南都时评编辑较少采用读者投稿的主要理由。
第二，时评编辑的价值理念促使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邀约”角色。据笔者的观察，在南都编辑部场域中，时评编辑习惯阅读和思考，最具知识分子气质，可以说是新闻从业者中的知识精英（尤其与社会条线记者相比）。他们自身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倾向于邀请具有更强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入场”发声，既是精神默契，也是利益同盟。因此，知识精英成为时评的主体是场内和场外“合谋”的结果。
至于为什么主要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非新左派知识分子，则有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之分。主要原因是由中国当代思想界的现实状况所决定，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较之新左派知识分子群体更大，更具有主导话语权；次要原因则与中国新闻业整体不自由的现实情境有关。实际上，如果化约地“贴标签”，中国绝大多数市场化媒体的新闻从业者都服膺自由主义，出于惺惺相惜的共同体认，时评编辑优先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合作也是应有之义。
最后，就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争夺和转换看，时评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编辑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运用能力。日常的时评生产实践，其实就是编辑的社会资本（动用关系邀请作者）、作者的文化资本（知识精英的思想表达）向报社文化资本转换的过程。这种社会资本的获取，依靠报社和编辑的社会关系网而建立，其积累途径主要包括：给作者开设专栏，提供比较丰厚的稿费，通过发表文章提高其知名度，电话沟通或当面拜访以增进感情，出版作品集扩大其作品影响面或免费推广作者图书……时评编辑在与知识精英的资源交换中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且，如果说一般条线记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工具型，时评编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则是混合型的——不止于有限次数的采访交易，而包含着长期合作建立的情感共鸣。此外，需要强调的是，经常在时评版上写作的知识精英借助大众传媒亦获得了丰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不仅稿费收入颇丰，而且知名度大大提升。从这个角度看，不仅是时评编辑在争夺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知识分子也在竞相“入场”的同时争夺着大众传媒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
【注释】
[1]参见美国全国社论撰稿人大会《基本准则声明》（1975年10月10日通过），引自［美］康拉德·芬克：《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柳珊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2]“辛迪加专栏”与社论的最大区别在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超脱地位，其专栏作家“受雇于特别的新闻企业，或者是拥有多家报纸的报系，或者是实力雄厚的通讯社、大报、特稿社等。他们将专栏文章像通讯社向订户传送新闻稿那样，提供给付钱购买的报纸，所以，一般是一篇专栏同时为国内乃至国外的多家报刊采用”。参见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3]《南方都市报·八年》，第28版《年度词典·1997》，2004年12月31日。
[4]《南方都市报·八年》，第80版《年度词典·2002》，2004年12月31日。
[5]同上。
[6]孟波担任时评版负责人期间，曾推出过两大有影响的评论：“孙志刚事件”及收容制度系列，“深圳新形象”及网民对话市长系列。
[7]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何雪峰，2005年7月29日，广州。
[8]访谈资料，南都编委、评论部主任李文凯，2005年8月8日，广州。
[9]访谈资料，南都原编委方三文，2005年8月，广州。
[10]参见《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2日第A02版。
[11]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何雪峰，2005年7月29日，广州。
[12]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何雪峰，2005年7月29日，广州。他这样区分《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做评论的区别：“我们的评论更多承载了《南方周末》的气质，但有所不同、有所发挥。我们是新南方周末人。《南方周末》更多强调良知，我们更多强调理性。江艺平（原《南方周末》主编）说，我们向常识求解，是理性；我们向内心求解，是良知。说得很好。”
[13]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何雪峰，2005年7月29日，广州。
[14]参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21日第A02版头条《强制婚检不应该死灰复燃》。当日版面编辑为何雪峰。
[15]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何雪峰，2005年7月29日，广州。
[16]评论部编辑何雪峰介绍说，李文凯每月写10篇左右社论，“有时候，他也用‘左四方’的笔名写《街谈》。我们要反思的是，社论更想培养自己的评论员，但一直没有真正成熟的评论员，因为评论才起步，中国的评论人才缺少。即便有，想挖过来也很难。评论员是媒体稀缺资源”。
[17]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评论员LTZ，2005年5月21日，广州。
[18]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负责人LWK，2005年8月8日，广州。
[19]这种情况稿子被“毙”，评论部会给作者一定的退稿费。一篇1 200—1 500字时评，一般稿费有600元，如果稿件质量高则有800元以上。退稿的话基本上400—500元。作者对这种意外情况都能理解。
[20]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负责人LWK，2005年8月8日，广州。
[21]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HXF，2005年7月29日，广州。
[22]参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8日第A02版头条。
[23]参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25日第A03版《谁是谁非之长平专栏》。一些网络媒体转载此文时将标题改成《深圳，谁给了你强制实名的权力？》。
[24]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HXF，2005年7月29日，广州。
[25]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负责人LWK，2005年8月8日，广州。
[26]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HXF，2005年7月29日，广州。
[27]访谈资料，南都编委、评论部主任李文凯，2005年8月8日，广州。
[28]访谈资料，《重庆时报》评论部负责人单士兵，2009年5月16日，重庆。
[29]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HXF，2005年7月29日，广州。
[30]即2005年8月5日个论版发表的展江教授的时评《舆论监督：不可替代的权力监督方式》。编辑后来约的另一篇稿子是《外滩画报》副主编张平在《谁是谁非之长平专栏》中发表的《解决舆论监督问题不能因噎废食》一文。
[31]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何雪峰，2005年7月29日，广州。关于这种对内的精神塑造作用，南都评论部曾设想在个论版增设《记者手记》栏目，让本报记者写报道手记，但由于个论版经常被广告占去半版，版面比较紧张，只能作罢。不过，在“广州观察”版面上，还是能每周发一篇《记者手记》。
[32]此文末尾这样写道：“阿星固然有其深远的悲哀，但是他杀人有罪这一点必须澄清。阿星固然是某种不公正的受害者，但是他杀人不全是社会的错。细追究起来，每一个违法者的经历，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社会的或者制度的责任。但是把一切罪行都算到一个抽象的社会头上去，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解决问题、改善社会，必须回到社会结构之内，相信法治，然后以清醒的理性循序渐进地改变它。”参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12日第A02版头条。
[33]参见《南方周末》2004年12月30日。
[34]访谈资料，南都编委、评论部主任李文凯，2005年8月8日，广州。
[35]访谈资料，《东方早报》评论版负责人赵阳，2009年4月20日，上海。
[36]同上。
[37]转引自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38]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何雪峰，2005年7月29日，广州。
[39]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何雪峰，2005年7月29日，广州。
[40]转引自崔卫平：《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
[41]访谈资料，《重庆日报》评论部负责人单士兵，2009年5月16日，重庆。
[42]访谈资料，《财经》副主编王烁，2004年8月，北京。
[43]参见《第四只眼看〈冰点〉》，华夏之声论坛，www．hxzs．org，2006年3月17日。作者不详。
[44]详见奥一网南都时评的博客，http：／／blog．oeeee．com／shelun／archive／2006／12／29／184583．html。
[45]访谈资料，南都评论部编辑何雪峰，2007年1月8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