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深度报道的发展轨迹
综合操作形态、编辑理念和生产机制，大体可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发展轨迹概括为三个阶段。
1随机化操作：焦点版的编辑整合
这个阶段，南都的拳头产品是社会新闻、本地新闻，深度报道的操作比较随机、零碎，主要依托常规版面，抓住重大事件来进行。其中，以报道本地题材为主的焦点版，侧重编辑整合，主推组合报道或连续报道，时常对具有轰动性的社会新闻做大版面报道。例如，2000年12月2—9日，针对东莞塌楼事故，南都迅速组成“东莞塌楼报道组”。记者克服采访对象的恶意阻挠，刊发了《我和楼房一起倒下》、《质疑东莞塌楼》、《东莞封杀加层工程》和《瞒报事故将严肃处理》等系列报道，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实现了动态事件和深度报道的结合（黄匡宇，2000）。再如，2001年7月9日，南都以4个整版、18条图文推出深度报道《揭开“医托”黑幕》，报道医疗服务领域的盯梢、笼络、监视等各种欺骗手段。紧接着，跟踪报道不断推出：第二天的《广东将全面清理医托》、《揪出医托后台老板》，第三天的《部队医院支持打击医托》，第四天的《受害者痛述被骗经过》，第五天的《治医托下猛药》和第六天的《解聘所有外聘医生》。此后不久，又推出暗访系列《深圳豆腐黑幕》，同样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这两组报道从信息动态和信息意义两个层面关注民众生活，“以深入翔实的可信性将狂刮民脂民膏的‘医托’的丑陋面目，将昧心敛财、丧失商业道德的豆腐黑店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充分显现了《南方都市报》关注民生、打击邪恶的人文关怀，极大地发挥了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黄匡宇，2001）。
曾主管深度报道的编委方三文认为[2]，这个阶段南都的深度报道“主要靠整合，不能算真正的深度报道”。“当时大家感觉也不好，主要靠编辑的努力，指导做选题的眼界还不够宽。相对来说就是本地新闻的篇幅拉长。我觉得一个深度报道，价值观比较清晰，文本价值比较大。”实际上，这个阶段南都深度报道的形式主要是组合报道、连续报道，侧重编辑的作用发挥和内容的整合形态，还没有真正确立深度报道的核心理念，操作相对独立的报道文体。不过，南都积累的对社会、时政，尤其是腐败、揭黑题材的报道经验，对之后南都深度报道的实践应该是有所启发的。
2日报化实践：《深度》、《对话》的开辟
2002年3月，《南方都市报》改版，在分管新闻的编委杨斌的主持下，推出《焦点》、《对话》、《深度》等栏目。《焦点》和《对话》主要做本地题材，为增强对广州和深圳读者的贴近性，两地的版本分开运作、内容不同。由于版面数量多、稿件任务重，人手的需求量也特别大。
这个阶段深度报道的典型特征是日报化实践，把深度报道当作常规新闻，以密集的频度、较快的时效进行报道。以《对话》栏目为例，专职记者就有10多个。对重大题材的报道往往不惜版面，仅2002年3—12月，从政界要人、商业巨子到普通百姓，先后有100多个人物出现在《对话》栏目上（见表5-1）。经过摸索，南都逐渐总结出对话版的操作模式[3]：①选题上，关注社会热点、焦点和难点，注重新闻的时效性和采访时机的把握。一般都有新闻由头，要快速找到新闻人物做访谈，或找到关键人物解读重大事件。②视角上，具有平民性，不少报道站在百姓立场，讲百姓故事。例如2002年12月16日《羊城门锁安装不合格》报道“锁王”张国仁，由一位小人物的故事牵出一个公众关心的安全大问题。③版面编排上，采用固定版式，保持风格一致，主要由版头标识、“对话动机”、“人物档案”、人物图片、访谈正文等小栏目组合而成。此外，考虑到篇幅较长，标题制作上除主标题外还会做些小标题，化长为短，方便阅读。
表5-1 2002年南都《对话》栏目部分文章一览表
续表
对话报道之所以受到重视，一方面因为这种文体通过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交锋、你来我往，比其他文体更生动、鲜活地展现新闻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空间，具有独特的文体魅力和阅读效果；另一方面，对话体报道的写作，采访成本较低，完稿速度较快，能比较方便地进行新闻资源的二次开发，在投入和产出上有着不错的性价比。
不过，这个阶段的深度报道也存在明显不足。由于日报的操作方式任务过重、周期过短，虽然版面多、文字量大，但因为仓促完成而无法深入地挖掘出事件真相。此外，一些广州以外的新闻题材的报道对本地读者缺乏贴近性和吸引力，也会导致“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例如，山西吕日周的事情就做了7个版。我们很快就发现问题了。这些深度报道的内容在业界、网络上很受好评，但大部分本地读者并不喜欢看。”[4]
3周报式定位：全国视野、地方视角的策略
2003年3月，南都再次改版，正式成立深度小组，加强深度报道在新闻版面的权重。4月1日，取消焦点版，推出重点版和深度版，其创办动因主要有二：第一，适应读者对新闻报道的要求。深度报道可以揭示新闻事件背后的复杂原因，更真实、全面地展现新闻事实。第二，应对媒介环境新的冲击。“网络媒体、电视媒体的竞争，以及各大纸媒之间的新闻竞争，让‘独家’越来越难，深度报道则可以从事件的背景等方面拓宽视野，避免新闻报道中的趋同，而重点不但要深入，而且要快速，就更是当日新闻中出彩的部分。”（张丹萍，2003）
当年4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深度版共发表文章72篇（时政类题材40篇，占55．5%；社会类题材32篇，占44．5%；省内本地题材29篇，占40．3%；全国题材43篇，占59．7%）。其中，不少报道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孙大午被捕》、《吴敏一辞官下海》、“深圳选举风波”系列报道等。深度编辑陈志华认为，“100%的原创及如此高的频度在全国综合性日报中是没有的”（转引自蒯威，2003）。其中，尤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社会反响最大，给南都带来的赞誉最多，也是该报深度报道发展历程中的巅峰之作。报社内部不少新闻人甚至认为，南都深度报道的成熟操作是以这篇报道为标志、为起点的。
重点版既需要深度，更需要保证时效。这个版脱胎于南都原来的“封二新闻”，设计初衷是在新闻导读之外把最重要的新闻以最强势的方法表现出来，而要做到强势则必须时间足够快、内容足够丰富。“重点版的任务就在于及时出击，提供最重大的、可读性最强的新闻。时效性强、可读性强、事件重大，是重点版的一个基本定位。”（蒯威，2003）从3月到8月，重点版先后策划实施了SARS（“非典”）、“孙志刚事件”、“聚集三峡”和“关爱特困大学生”等专题或系列报道。不过，重点版在操作中也面临一些困惑，比如怎样解决时效和深度的关系，怎样解决本地题材与区域读者阅读兴趣的关系等。
这次改版之后，南都深度报道在题材重要性、主题深刻性及报道影响力方面都有较大提升。在编辑陈志华看来，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选题上摈弃猎奇和炒作，判断标准主要看能否推动法治建设、政治文明、道德彰显、社会进步；对时政题材，尤其带有创新和争议性的政府举措、时政人物非常重视；如果是社会新闻，深度报道更关注事件背后的意义（蒯威，2003）。由此，南都深度在操作节奏上更从容，选题标准更明确，文本写作也更加成熟。
自此开始，南都深度报道从原先的日报化操作逐渐回归周报式定位，减少文章数量和密集频度，以便记者和编辑更从容地采编稿件。同时，也逐步重视新闻报道的贴近性，把握本地和外地题材的平衡，更多考虑广东本地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需求。这种回归周报的实践方式，被编委方三文概括为“全国视野、地方视角”。2003年8月，他到南都工作，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南都作为地方性报纸，主要面向本地读者，但许多深度的题材都来自外地，在业界和网络上反响强烈，在本地读者中却往往“自生自灭”，不时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尴尬。为此，深度必须强调报道的接近性，走“全国视野、地方视角”的路径，做本地读者更接受的报道。
2005年8月，笔者在南都调研时发现，“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并未真正解决。主管陆晖不断思考，怎样更好地平衡异地报道题材与本地阅读兴趣的关系，更好地探索深度文本的创新路径，以实现“既叫好又叫座”的目标。为此，深度既需要推出高质量、有影响的报道，也需要相对固定的版面和周期，以便培育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外，当时外部环境、宣传政策的变化也对深度报道的操作提出新挑战。2005年，管理部门出台新的舆论监督管理政策，像南都这样的非省级党报没有异地监督的报道权，不能外派记者到省外进行舆论监督报道。以往南都深度选题相当部分都是外地题材，并且舆论监督类所占比例不小，因此，新政策的实施对他们的限制和影响很大。好在当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策划的系列专题报道“寻访抗战老兵”主要由深度小组负责，持续时间近半年，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选题压力。从长期看，针对这个政策，陆晖想到的解决之道是加大对本地题材的深度挖掘，扩展舆论监督之外涉及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报道面。
简要梳理完南都深度报道的发展轨迹，我们再来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粗略概括。推出深度是报纸改版的重要举措，也是南都迈向主流的关键利器，深度报道的兴起与报纸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市场竞争的需要密切相关。同时，在这种组织动因的背后，离不开个体诉求的推动，即以程益中、杨斌等为代表的南都管理层的专业追求。从深度栏目推出后的生产实践看，其新闻生产主要处于三种社会控制因素的作用中：从业者自身的新闻理想和专业追求，属于个体／群体层面的因素；深度小组常规的生产机制、报社的市场定位和利益诉求等，属于组织层面的因素；来自宣传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政治控制，属于组织外部社会层面的因素。这三种微观、中观、宏观的不同因素分别从个体、组织和社会层面影响着深度报道的实践：在日常的新闻生产中，编辑部的组织控制起决定作用，但这套控制体系是机制化、常规化的，内化了报社组织的整体目标和从业者的职业追求，而一些重大、敏感的报道往往是从业者的专业控制和外部的政治控制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