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和特定性

虽然新闻生产的各种控制因素在不同的传媒组织内外部均大体存在，但这些因素产生控制的强度和结果必然因新闻生产所处的场域差异而不同。正如第一章有关场域理论的介绍所示，行动者在特定场域中争夺资本，形成不同的行动惯习，其惯习特征与场域的不同结构和位置有关。由此，处于多种控制因素中的新闻生产本身包含着相当的偶然性（因场域不同而不同）和特定性（必然跟某个具体场域相关）。

在《南方都市报》编辑部场域中，新闻生产所受的各种控制因素到底如何起作用、以何种方式起作用、哪种因素起决定作用等，也都与其新闻地域的特定位置密不可分，即这种新闻生产的惯习策略必然在特定场域中才能展开。

布尔迪厄将场域比作一场玩牌的游戏，认为“正如牌的相对价值随每一个游戏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一样，（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的不同种类的等级也随着场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换言之，有些牌在所有的场中都是有效的、灵验的（它们是资本的根本性的种类），但是它们作为王牌的相对价值，是由每一个场所决定的，甚至是由同一个场的连续状态所决定的”（转引自包亚明，1997：143）。由这段话联系新闻生产中各类控制因素，无论行政、市场或专业力量等，都想拥有不同等级的“王牌”，也就是不同种类的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这些“王牌”中，有的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例如行政控制发挥的强势作用，有的则必须因地而异，如市场因素和文化因素等。

此外，新闻生产中各种控制因素的效应发挥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有赖于多种因素的混合和博弈，必须在与其他因素的关联和互动中发挥作用。正如布尔迪厄阐述的那样：“一个‘玩耍者’的策略以及界定他的‘游戏’的一切，不仅仅取决于他所占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所起的作用，也不仅仅取决于保证他的游戏的胜率所起的作用，而且还取决于他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在时间的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还取决于他的社会轨迹和性情（习性）在时间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而性情是在与明确的客观机遇分布的长期共处关系中建构的。”（转引自包亚明，1997：144）

作为行动者的新闻从业者，其新闻实践必须因特定情境而定，这就是新闻生产的必然性，而其实践策略会因不同场域的差异而不同，即新闻生产的偶然性。这种必然性和偶然性，实际上都反映着场域、资本对生产惯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