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动因分析
有研究者（汪凯，2005：3）认为，孙志刚案虽然有其独特的当下情境，但作为民意借助媒介影响政府决策的典型确实具有代表性，媒介在当代中国的政策过程中不仅是宣传者和动员者，其角色和功能的变化也以渐进方式得到呈现。分析南都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不难发现：《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及后续报道体现出南都管理层的胆大心细、深度报道记者的专业水平，而由此引发的公众和学者对“孙志刚事件”的关注、参与，以及最终政府决定废除收容制度的结果，体现了转型期复杂的政治生态、媒介生态和社会生态。从事件发生的过程看，《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是重要的“引力”，《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浪网等媒体的广泛报道是重要的“推力”，而传媒、公众、学者、政府共同的“合力”则促成了事件的最终结局。
笔者试图从南都编辑部场域的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来分析。从组织内部因素看，《南方都市报》刊发《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体现出管理层颇具胆识的判断能力和记者扎实的采写功底。此后，评论与报道联动的生产方式体现出比较成熟的新闻操作技巧。从组织外部因素看，南都的第一篇报道提供了公众讨论的基本事实和触发公众舆论的“导火索”，而网络媒体的转载和网民的积极表达、同行媒体的响应和持续跟进、著名学者的积极研讨和上书、“非典”时期特定的社会情境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收容制度的废止。
1场域内因
从场域内因看，《南方都市报》能够独家率先报道“孙志刚事件”，必然性大于偶然性。偶然性在于记者碰巧在论坛上获得线索，必然性则主要取决于南都新闻生产的价值观和南都深度的生产机制，即南都编辑部场域的结构性特征。与同类媒体相比，南都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强调对新闻事实负责，避免自我设限，鼓励突破条框、探究真相。这种新闻价值观既被管理层所倡导，也被多数记者和编辑所认同。正是本着对事实负责、对公众负责的专业态度，“孙志刚事件”才能够最先被南都报道，而非其他媒体。
从新闻生产过程看，程益中、杨斌等报社管理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稿件能够见报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判断能力和决策勇气。实际上，记者陈峰和王雷接触这条线索时，考虑到涉及政府部门的利益，而且事情责任重大，都产生过是否要做的怀疑。“遇到敏感题材，特别是重大的负面报道，采访前都会先自我审查一番：这条新闻能不能做？”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尽量避免敏感报道或触犯宣传纪律是诸多媒体的新闻准则，有些媒体甚至形成了避而远之的习惯，只要碰到敏感的新闻线索，在报料阶段就会胎死腹中。而在南都，敏感的东西并不那么容易被规避，反倒更容易得到重视。记者就孙志刚这个线索能否做向领导请示时，领导当即答复：“去采访，稿件最终能不能见报是要看它的质量好不好。”[25]
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报社同仁及管理层给两名记者以强力支持。杨斌不断地叮嘱“一定要准确、客观”，探讨报道框架和文风时强调“越敏感的题材越要客观、冷静”；评论员孟波撰写时评，以配合报道，发出报社的观点；编辑陈志华特意查找引证那几天的气象资料，帮助记者写出“3月17日至3月20日的有关气象资料表明，广州市温度在16℃—28℃之间，这样的天气，孙当然不可能‘穿得像冬天一样’”。最后付印前，大家还在做一次又一次的检查……这篇报道最终能够见报，是记者、同事、领导对事实进行严格把关的结果。“记者陈述已知的事实，没有一句关于孙志刚被谁打死的主观臆测，没有一句指证谁是凶手的断言。事实证明，它规避了失实的风险，无懈可击，然而力量不减。”[26]
报道“孙志刚事件”的记者陈峰并不认为收容制度的最终废止跟南都的报道有必然联系。“如果我不写孙志刚报道，迟早会有人写孙志刚报道的。”“我的成功肯定是一种偶然，但是我感觉《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应该是一种必然，因为我们在深度报道组的时候，领导和编辑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努力向事实真相靠近。所以《南方都市报》总有一天会出类似于孙志刚这样的报道，只是一个或迟或早的问题。对于一个记者来讲，我觉得报社或者新闻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南方都市报》那种新闻理想的支撑，我想我们也很难做出孙志刚这样的报道。”在他看来，记者的最大职责是忠实地报道事实，“孙志刚这个案件的反响在于大家从这个报道自己去推论这个制度是不对的，因为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事实基础，之后的工作由别人来完成，别人的智商足够了，他可以自己去追问制度”。
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报道成为南都深度报道的标杆，也给整个南都报社带来极大的社会声誉这个评价，执行总编辑庄慎之却保持着一份警醒：“我们认为，保持冷静和慎重对南都未来的发展更重要。我们不能靠三天两头弄一个孙志刚案件那样爆炸、尖锐的报道来达成，这是一个水滴石穿的事情。”[27]
2场域外因
首先，其他传统媒体的快速反应和跟踪报道发挥了彼此呼应、共同推进事件发展的积极作用。其中，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的表现最为突出。
以《中国青年报》为例（汪凯，2005：21），2003年5月16日发表报道《三位中国公民依法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19日发表评论《三位中国公民上书意义重大》；21日在头版发表报道《宪法学家呼吁我国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第7版则几乎用整版刊登《三位法学博士的法律思考》、《我国违宪审查机制存在缺陷》、《全国人大法工委答复三位公民建议书》、《总有一天，回归到不需要暂住证的时代》、《与收容遣送有关的四个名字》5篇文章；28日，发表《五位法律专家针对收容遣送制度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等报道。仅5月16日—6月11日不到一个月间，《中国青年报》就发表“孙志刚事件”相关报道20多篇。
此外，《工人日报》详尽播发了收容制度专家研讨会的内容，《瞭望》杂志发文探讨“从孙志刚事件透视中国违宪审查制”，《人民日报》剖析《孙志刚案还能走多远》，《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南风窗》等相继以深度报道探寻“孙志刚事件”的真相和责任由谁承担等问题，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等专门制作专题节目（陈志华，2003）。总体上，这些报道从关注事实本身逐步延伸至反思制度原因，使公众在一定时间内对“孙志刚事件”始终保持高关注度，使各方意见的表达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汇聚、达到高潮。
其次，网络媒体快速发布、广泛参与和突破限制的传播优势极大地促进了公众对“孙志刚事件”的关注，论坛中的讨论、激辩、质疑和呼吁也相当开放、积极地反映出公众意见和社会舆论。
之所以要单列网络媒体进行分析，是因为在“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中，网络媒体既是汇集发布平面媒体报道的传播载体，又是网民进行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它还是南都报道“孙志刚事件”的消息来源。在整个事件的进展过程中，网络扮演着消息源的传播者、新闻报道的汇集者、公众意见的表达者等多种角色，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作用。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见报后，立即被新浪网等网络媒体转载，同时，凤凰网、新华网、人民网也开始关注、转载，快速制作、推出“孙志刚事件”的新闻专题，每日滚动更新，既有新闻图片、动态消息，又有背景链接、调查投票等，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传播优势。2003年4月25日，仅新浪论坛的讨论帖子就多达30 000多条[28]。网络媒体的海量传播和互动特征使其成为网民了解“孙志刚事件”的便捷渠道。更重要的是，网络论坛相对自由、开放和随意的特性，在给此事件最初消息源的转帖提供了突破封锁的渠道后，又给数以万计的网民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表达空间。这些意见汇集成强大的舆论，体现了主流的民意，极大地推动着事件的进展。
再次，以法律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上书谏言、评论呼吁，不仅给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提供了持续的线索及内容，也成为反映主流民意的重要声音和促进政府决策的强大力量。
如上文所述，“孙志刚事件”报道刊发后不久，许志永等3位法学博士以及贺卫方、盛洪等5位知名学者，先后以中国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办法制度进行调查；茅于轼、贺卫方等知名学者先后就收容制度进行专题研讨；此外，秦晖、江平、何怀宏、徐友渔、季卫东、旷新年、张广天、何光沪、艾晓明……这些法学、文学、经济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也纷纷投书媒体或发表意见。“近年来，从没有哪一次事件能这么广泛、这么大程度地激发起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担当感，而这股被激发起来的热情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弥足珍贵。”（陈志华，2003）除全国各地学者参与外，广东本地政界人士也快速反应。4月25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见报当天，广州市多名政协委员就倡议召开讨论会，要求彻查事件真相，市人大代表朱永平提交议案建议由检察、公安、人大代表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
最后，社会变革的大环境和“非典”时期的小环境也对“孙志刚事件”报道功能的放大和收容制度的废止起着重要的作用。
“孙志刚事件”是一起涉及公安和司法腐败的恶性案件，大学生遭受毒打致死的事实也极富悲剧性，因而非常能激发公众关注、同情和愤慨。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和传媒针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诟病由来已久，此前《南方周末》等报发表的文章也曾引起社会关注和反思。“孙志刚事件”的发生，恰好给社会再度关注、讨论和批判收容遣送制度提供了“导火索”。由于孙志刚的遭遇非常直接、赤裸地暴露出这项制度的缺陷，而且恶劣、悲剧的情节又恰能激发公众的不满情绪，所以经由媒体报道后，公众对一个公民个体悲剧的同情才快速转变成对一项制度缺陷的声讨[29]。
“孙志刚事件”发生在2003年也许有偶然性，但能够在2003年以特定方式得到解决，则与中国社会当年的情境密切相关，这种情境并非是一朝一夕的结果——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机制转轨、政治文明推进、法律意识普及等都在推动社会向更民主、更开放的方向发展，也在促使政府行为和决策更加开放透明、尊重民意。同时，普通公民重视和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利用网络等媒体进行意见表达的能力也在不断强化和提升。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发表之际，正值中国突发“非典”的高峰期。此前，卫生部门瞒报“非典”疫情，引起一些地区谣言四散和国外组织的批评。2003年4月中旬，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及时通报疫情，并罢免了两名部级高官，由此大大提高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透明度。随着“非典”疫情的每日通报和大众传媒的大量报道，公众对自身的生命安全和人身权利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知和需求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强化。在这个时候，“孙志刚事件”的进展便有了更加开明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更宽松的报道环境和舆论氛围，也就具备了得以快速解决的现实条件。当然，中央顺应民意、果断决策，作出废止收容制度的决定，既体现了政治文明的提升和社会改革的进步，也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